06 上海倍雄貿易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外資企業貸款存在的風險和突出問題)

的股份制改造的極大不信任。這也難怪，任何一種投資行為都是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形式有兩種，一是取得某種控制權，二是通過參股分得紅利，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兩種愿望都很難實現，因為國家對國有銀行的控股地位不能動搖，上市僅僅是轉讓很少比例的股權，即使在董事會取得一席之地，其發言權也是微不足道；想分紅利嗎？一是從中國的上市企業看，按時分紅的不多，二是有紅如何分配也不是一兩個董事決定的，面對股權投資隨時都有被巨額不良資產所吞噬的危險，投資人止步不前，靜觀待變是就不難理解。因此，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的設計師們思想還應該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路子再多一點。股權轉讓的比例應該進一步提高，甚至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控股地位也不可怕，只要勇敢地邁出這一步，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可能縮短了十萬八千里，縱觀改革開放近30年的歷史，外國人從中國大地上得到利益的同時，中國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入世之初，不少人擔心我們的民族工業會受到災難性的打擊而一蹶不振，用現在的眼光看是沒有必要的。金融業關系到國計民生，金融開放是整個經濟開發的高級形式，不論是外國獨資，控股和參股企業，在中國的大地上均受國際慣例和政府金融當局的監管，倘不至于危及到內資企業的生存，更不至于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回顧十幾年來國有企業的改制過程，當企業還能夠維護正常經營，或者說還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的時候，作為企業的主管部門，乃至當地政府都不同意企業改制，不同意變更企業的所有制關系，相反，當一個企業連年虧損，職工工資不能及時兌現，債臺高筑，傷痕累累的時候，就督促盡快改制以卸包袱，了了草草處置了事，就象一個人一樣，與其等到病入膏肓的時候把他隨意處理掉，倒還不如在他健康的時候給他找個婆家。

三、關于隊伍建設和薪酬待遇問題。

薪酬制度的改革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的另一項主要內容。2003年以前銀行內部的分配機制基本是平均的，原來意義上的處級干部與一般職工相差無幾。之后隨著職務名稱的變化，行長改為高級經理，科長成為部門經理，一夜之間工資拉開了檔次，高級經理和一般職工的績效工資相差近10倍之巨，本人不主張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但差距如此之大也令人瞠目結舌，超過了一般人的心理預期。國有銀行歷史上諸多內容的改革都沒有像這次薪酬改革的如此迅速，又如此的悄無聲息，這可能是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達到了高度空前的一致吧？改革的理由是與外資銀行接軌，因為外資銀行的高管待遇特別高，我們如果不緊隨其后，我們的人才就被外資銀行拉跑了，這是支撐薪酬改革最重要的理論依據。從目前中等城市來看，還沒有看到外資銀行的影子，即使在幾年之內外資銀行到底需要我們多少高管人員，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前幾年國內一些股份制銀行的成立之初從國有銀行拉走了一些高管人員，然而國有銀行的高管隊伍還沒有出現人才的青黃不接，而是人才濟濟，英雄倍出，因此說：哪種擔心外資銀行進入，國有銀行就會出現人去樓空的局面實在有些“杞人憂天"。再從我們銀行高管隊伍來分析，真正能讓外資銀行垂涎欲滴的并不是很多，以此為依據支撐薪酬體制的改革倒真有些牽強附會。我們在分析國有銀行干部隊伍素質的時候不能犯忽左忽右的錯誤，說他素質高，縱然給他10倍的薪金也有被外資銀行隨時隨地槍走的危險；說他素質低就處處不適應，在目前的崗位上也是濫竽充數，一文不值，隨時隨地都是淘汰的對象，這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誠然，外資銀行的高管人員工資的確很高，但是國外金融企業與其它行業的差距可能比我們要小，這里除了有一個外部環境的襯托之外，更重要的是外資銀行有巨大的效益做支撐。雖然這幾年國有銀行的利潤也比較可觀，但它與外資銀行有著本質的不同，一是在利率沒有真正的市場化之前，銀行的利潤帶有某種壟斷的性質，因為央行規定的存、貸款利差與國際平均水平比較能高出兩個百分點左右，這是和外資銀行不能比較的；二是銀行不良貸款的損失沒有從利潤中扣除，潛在的風險損失沒有計算，如果把這一部分計算在內，國有銀行不僅沒有利潤可言，甚至有巨大的虧空，再說從不良貸款形成的內部原因分析，它與絕大多數員工的工作責任沒有直接關系，責任集中體現在領導層，因此說，國有銀行的效益不應該是增加管理層薪酬的原因，更不應該是拉開工資差距的理由。目前國有銀行績效工資的分配實際上是借績效之名兌現職務工資，不僅沒有和經營業績有絲毫的聯系，而且使干部和職工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激化，一位基層的高管干部在做員工的思想工作時，曾一語道破天機：“你不要認為待遇低，我從社會上聘一名臨時工還用不了這些錢”。可見高管人員的素質具備強烈的市場化意識，如果沿著這個思路繼續往下想，從社會上聘一名高管需要多少錢？遺憾的是把員工推向了市場，自己卻留在了壟斷的“襁褓”之中。國有銀行的改制上市說到底是一種高度的市場化行為，銀行的薪酬機制改革更應該遵循市場化的原則來確定每個崗位和員工的價值，這才是銀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不知是不是.

中國保險市場什么時候形成涉外保險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接管各地的官僚資本保險公司，同時整頓改造私營保險公司，為新中國保險事業的誕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的保險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一）改造舊中國保險業

為建立起新的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保險業，1949年人民政府對舊中國保險業進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頓和改造.

1、接管官僚資本保險企業。由于解放前夕官僚資本保險機構大多集中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資本保險機構的工作以上海為重點。接管工作從1949年5月開始至10月底基本結束。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和專營船舶保險、船員意外保險的中國航聯意外責任保險公司經批準恢復營業，其他官僚資本保險機構都予以停業。上海以外的官僚資本保險機構都由當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當時的官僚資本保險機構，因資金轉移和負責人貪污挪用，資產已枯竭殆盡。其員工由軍管會組織學習政治，許多人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后走上了人民保險事業的新崗位。

2、改造私營保險企業。解放后，各地相繼制定私營保險企業管理辦法，如重新清產核資，要求按業務類別交存相應的保證金等，并加強督促檢查。根據新的管理規定，中外私營保險公司在各地復業，但大部分保險公司資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

由于原來的分保集團大部分解體，對外分保關系中斷，在軍管會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在上海成立了由私營保險公司自愿參加的分保組織“民承分保交換處”（簡稱民聯），主要經辦火險的分保業務。民聯的成立，促進了私營華商保險公司的業務發展，提高了保險業的信譽。隨著私營保險企業公私合營，民聯于1952年初完成了歷史使命。

1951年和1952年，公私合營的“太平保險公司”、“新豐保險公司”相繼成立。兩家公司都是在多家私營保險公司的基礎上組建的，其業務范圍限于指定地區和行業，經營上取消了傭金制度和經紀人制度。1956年，全國私營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完成后，國家實行公私合營企業財產強制保險，指定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為辦理財產強制保險的法定機構。同年，太平和新豐兩公司合并，合并后稱“太平保險公司”，不再經營國內保險業務，專門辦理國外保險業務。兩家公司的合并實現了全保險行業公私合營，標志著中國保險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從此，中國國內保險業務開始了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獨家經營的局面。

3、外國保險公司退出中國保險市場。1949年以前，外國保險公司憑借政治特權以及自身雄厚的資金實力，控制了中國的保險市場。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廢除其特權，并加強監管，要求其重新登記和交納保證金。1950年5月，全國尚有外商保險公司61家，其中上海37家，天津10家，廣州8家，青島5家，重慶1家。人民政府采取限制和利用并重的政策，一方面允許其營業，繼續辦理一些當時其他保險公司不能開辦的業務，如海運保險、外國僑民外匯保險等；另一方面從維護民族利益出發，對其業務范圍和經營活動作了必要的限制，對其違反國家法令和不服從管理的行為進行嚴肅查處。隨著國有保險公司業務迅速增長，外商保險公司不僅失去依靠政府特權獲取的高額利潤，也失去了為數很大的分保收入。在國營外貿系統和新的海關建立后，其直接業務來源越來越少。1949年外商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占全國保費收入的62%，1950年下降為9.8%，1951年為0.4%，1952年僅為0.1%。到1952年底，外國在華保險公司陸續申請停業，撤出中國保險市場。

（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誕生

1949年8月，為盡快恢復和發展受連年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中央人民政府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財經會議。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建議成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并在會后立即組織籌備。經黨中央批準，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于1949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立后，迅速在全國建立分支機構，并以各地人民銀行為依托，建立起廣泛的保險代理網。

為配合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積極開展業務，重點承辦了國營企業、縣以上供銷合作社及國家機關財產和鐵路、輪船、飛機旅客的強制保險。在城市，開辦了火險、運輸險、團體與個人壽險、汽車險、旅客意外險、郵包險、航空運輸險、金鈔險、船舶險等。在家村，積極試辦農業保險，主要是牲畜保險、棉花保險和漁業保險。為擺脫西方國家對中國保險市場的控制，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還致力于發展國外業務，與許多友好國家建立了再保險關系。除辦理直接業務外，還接受私營公司的再保險業務。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迅速成為全國保險業和領導力量，從而從根本上結束了外國保險公司壟斷中國保險市場的局面。

50年代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機構在執行政策和具體做法上出現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依靠行政命令開展業務，內部管理比較混亂。農業保險在試辦經驗很不成熟的情況下全面推廣，一些基層干部開展業務時搞強迫命令，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保險機構發展太快，許多干部不懂業務，只求保費數量不求保險合同質量，不少縣級公司入不敷出。1953年3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第三次全國保險工作會議對上述失誤和偏差進行了糾正，確定了“整理城市業務，停辦農村業務，整頓機構，在鞏固的基礎上穩步前進”的方針。

到1953年底，各地基本停辦了農業保險。對停辦農業保險業務，雖然大多數人沒有意見，但也有一部分農民不愿意停辦和退保，他們中有一些得到過賠款或對保險的好處有所認識。東北大部分地區由于農村經濟和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較快，農民大多不同意停辦農業保險。經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批準，東北地區重新辦理了耕畜保險。隨著農業合作化步伐加快，組織起來的農民對農業保險產生了一定需求。但隨著農業合作社由初級社發展到高級社，牲畜歸公統一使用，對保險的需求反不如初級社迫切。

從1953年開始，國家對城市強制保險業務作了調整：（1）停辦國家機關財產強制保險和基本建設工地強制保險；（2）國營企業（包括合作社）的強制保險仍繼續辦理；（3）其他業務，按對生產有無積極作用、群眾是否需要和自愿、自己有無條件、是否符合經濟核算四項原則，分為鞏固、收縮、停辦三類進行清理。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城市自愿保險業務明顯下降。

（二）國內保險業務的停辦

1958年10月，西安全國財貿工作會議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險工作的作用已經消失，除國外保險業務必須繼續辦理外，國內保險業務應立即停辦。同年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正式作出“立即停辦國內保險業務”的決定。1959年1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召開第七次全國保險工作會議，貫徹落實國內保險業務停辦的精神，并部署善后清理工作。從1959年起，全國的國內保險業務除上海、哈爾濱等地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外，其他地方全部停辦。

國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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