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對外貿易結課論文(求一篇中國鐵路發展史結課論文1500字)

況復雜，故易產生欺詐活動，稍有不慎，就可能受騙上當，貨款兩空，蒙受嚴重的經濟損失

④國際貿易易受政策、經濟形勢和其它客觀條件變化的影響，尤其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定、國際市場競爭和貿易磨擦愈演愈烈以及國際市場匯率經常浮動和貨價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的不穩定性更為明顯，從事國際貿易的難度也更大

可見，國際貿易具有線長、面廣、環節多、難度大、變化快的特點

因此，凡從事國際貿易的人員，不僅必須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知識和技能與方法，而且還應學會分析和處理實際業務問題的能力，以確保社會經濟效益的順利實現

這樣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采用合理的教學方法講授專業知識，培養合格、優秀的外貿專業人才

2、 教學方法（ 1） 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在學習本課程時，要以國際貿易基本原理和國家對外方針政策為指導，將《國際貿易》、《中國對外貿易概論》等先行課程中所學到的基礎理論和基本政策加以具體運用

教師在講課過程中，對涉及到的內容，可有針對性地帶領學生回顧一下，力求做到理論與實踐、政策與業務有效地結合起來，不斷提高分析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 2） 注意業務同法律的聯系國際貿易法律課的內容同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內容關系密切，因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成立，必須經過一定的法律步驟，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是對合同當事人雙方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

履行合同是一種法律行為，處理履約當中的爭議實際上是解決法律糾紛問題

而且，不同法系的國家，具體裁決的結果還不一樣

這就要求從實踐和法律兩個側面來研究本課程的內容

（ 3） 加強英語的學習對于外貿專業人員而言，不僅要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而且還必須會用英語與外商交流、談判及寫傳真、書信

如果專業英語知識掌握不好，就很難勝任工作，甚至會影響業務的順利進行

因此，在教學工作中，教師應要求學生加強英語的學習，掌握外貿專業術語

基礎

（ 4）注意本課程同其他相關課程的聯系國際貿易實務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與其他課程內容緊密相聯

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應該將各們知識綜合運用

比如講到商品的品質、數量和包裝內容時就應去了解商品學科的知識；講到商品的價格時，就應去了解價格學、國際金融及貨幣銀行學的內容；講到國際貨物運輸、保險內容時，就應去了解運輸學、保險學科的內容；講到爭議、違約、索賠、不可抗力等內容時，就應去了解有關法律的知識等等

（ 5） 貫徹“洋為中用”的原則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需要，國際商會等國際組織相繼制定了有關國際貿易方面的各種規則，如《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托收統一規則》、《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等

這些規則已成為當前國際貿易中公認的一般國際貿易慣例，被人們普遍接受和經常使用，并成為國際貿易界從業人員遵守的行為準則

因此，在學習本課程時，必須根據“洋為中用”的原則，結合我國國情來研究國際上一些通行的慣例和普遍實行的原則，并學會靈活運用國際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貿易方式和習慣做法，以便按國際規范辦事，在貿易做法上加速同國際市場接軌

（ 6）堅持學以致用原則本課程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

在學習過程中，要重視案例、實例分析和平時的操作練習，并組織學生結合到校外參觀、實習，以增加感性知識，加強基本技能的訓練，注重學生能力培養

在培養規模上突出應用性，加強實踐性，注意靈活性

3、實踐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本門課程的內容、特點，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等方式，精心組織實施教學計劃

通過聽、看、做使一些看起來繁雜的專業知識很快被學生理解和掌握

在教學過程中，只有將理論聯系實際，教學與實際相結合，才是培養新型外貿專業人員的一種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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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視角的總體史式審視

將近代中國鐵路作為一個整體，從某一個側面來加以研究、審視，這種總體式的史學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論述鐵路的作用、影響的，有關于鐵路發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債問題的，此乃學界著意的大要所在。

鐵路的影響：學界在談及此問題時，強調了三個方面，即城市化、農業、民俗。

探討鐵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兩篇：李占才所著《鐵路與近代中國城鎮變遷》(《鐵道師院學報》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鵬合著《鐵路對近代中國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鐵道大學學報》2000年第7期)，兩文指出，鐵路促進了客貨運輸，人口流動，市場擴大，經濟發展及城市的變遷：一些新興城鎮崛起，一些古城鎮的功能發生變化，一些不通鐵路的古城鎮衰落。

關于鐵路對農業發展的影響，李占才著有兩文：《鐵路對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影響》(《同濟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鐵路與近代中國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區域化趨向》(《鐵道師院學報》1997年第5期)。兩文闡述的主體意思是：鐵路運輸促進了商品流通的擴大，從而也就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化、區域化傾向的發展，加速了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

從民俗角度看鐵路的影響，這是較為新穎的探索。這方面李占才之文《鐵路與近代中國民俗的嬗變》(《鐵道師院學報》1994年第3期)及《鐵路與中國近代的民俗嬗變》(《史學月刊》1996年第1期)認為：鐵路引發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導致衣、食、住、行等生活習俗的變遷，促使相見禮、婚禮、喪禮等禮儀風尚演變，推動了國人娛樂、紀年、剪辮放足等習俗的進化，盡管民俗嬗變中也產生了一些消極現象，但總體而論，是朝著進步、健康的方向發展。

另外，王旭章還著文《走向市場的中國鐵路向歷史借鑒什么》(《鐵道師院學報》1995年第2期)，指出鐵路當之無愧是市場經濟的主動脈，其表現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動沿線資源的規模經營，加快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產業的轉移，促使統一的全國市場逐步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的接軌，經濟區域化趨勢發展。朱從兵著文《鐵路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廣西右江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8年第4期)相對要冷靜一些，該文認為：鐵路與沿線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向需要的互動關系，鐵路對沿線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是以工業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鐵路建成后還需有正確的政策導向，完善配套的規章制度以及社會經濟各部門的密切配合。

鐵路發展：包括商辦鐵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發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內容。

商辦鐵路的研究是學界的弱項，對此問題宓汝成著文(《中國近代鐵路發展史上民間創業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過對民間投資鐵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結論：民間資本有投資鐵路的意愿，其壓抑力量主要來自列強資本，其次才是封建勢力；資金匱乏、技術落后不是商辦資本鐵路不發達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關系恰恰應該顛倒；商辦鐵路資本在清政府國有化政策影響下零碎化是歷史的倒退。

關于鐵路管理問題，芮坤改之文《晚清對官辦鐵路的管理述論》(《保定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漸將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辦”鐵路收歸朝廷統一管理的過程。對于我國近代鐵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強人筑路以線設局——近代中國鐵路發展特色》，《鐵道師院學報》1995年第2期)將之歸納為：強人筑路，以線設局，鐵路的修筑及管理權掌握在實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亂和紛繁。

論及清政府的鐵路政策，駱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鐵路政策》，《湘潭師院學報》2002年第6期)將之劃分為三個階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孫自儉之文《晚清鐵路政策的官辦與商辦之爭》(《安慶師院學報》2002年第6期)則主要討論了官辦還是商辦的問題。該文指出：經過多年實踐，清政府對鐵路的認識逐步深化，最終在1911年確立了官辦鐵路政策，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客觀必然性和可行性。

關于鐵路干線國有問題，馬陵合著文(《論清末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兩個促動因素》，《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第1期)認為，該政策出臺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懷建立官僚壟斷資本集團的野心，二是立憲派社會輿論宣傳的推動。

論述鐵路權為外資侵奪的文章有謝撼瀾之文《近代列強對中國鐵路利權的瘋狂掠奪》(《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03年第6期)。

探討近代中國鐵路發展緩慢的原因的文章較多，其中歸咎于內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兩國鐵路發展比較研究》(《貴州師大學報》2000年第1期)，尹鐵所著《近代中國鐵路建設延誤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國農民對鐵路態度的變化》(《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歸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國產業近代化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國鐵路的建設和運營(1895—1927年)為中心作一試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鐵路外債：

丁永剛在《論近代清政府建設中的外債問題》(《陜西省行政學院，陜西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將清政府借用外債修鐵路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甲午戰前、甲午到《辛丑條約》、《辛丑條約》到辛亥革命前。借債筑路符合歷史趨向，功不可沒，不應片面地認定是“賣國主義”行經。張九洲也著有《論甲午戰后清政府的鐵路借款》(《史學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類之。

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鐵路外債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將清政府借外債修路劃分為四個階段：1881年唐胥鐵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到1903年頒布《鐵路簡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頒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義；外債的類別有筑路、贖路、路政借款三種；借款抵押有一個從以路為抵向以地方厘金稅捐抵押的轉變。

基于解讀近代國人外債觀的努力，馬陵合著文《經濟民族主義的悖論——關于近代中國對鐵路外債認識歷程的思考》(《天津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以經濟民族主義為概念支撐，道出了外債觀中的超經濟性質，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經濟民族主義，有利于理性闡釋鐵路外債問題。馬陵合另著文《略論清季東北鐵路外債的超經濟特質——以均勢外交為中心》(《歷史教學》2003年第10期)、《晚清鐵路外債觀初探——以蘆漢鐵路為中心》(《史學月刊》2001年第6期)，類此。

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馬陵合著文《“浦口條件”：近代中國鐵路借款模式的變與不變》(《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國與英、德簽定的、以地方稅捐為擔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鐵路借款合同》為研究對象，集中論述了學界忽視的有關條約的運用情況及其如何被棄用等問題。

從政策角度研究外債，王致中之文《論晚清鐵路外債國家政策的確立》(《上海鐵道大學學報》2000年第7期)認為：晚清鐵路外債國家政策的確立，時在甲午戰敗之后。決策背景為籌筑盧漢鐵路，鐵路發展定為國家“實政圖強”要務，但國庫“點金乏術”，商資籌招落空，鐵路資金來源僅有外債外資一途。政策要點乃“洋債”由國家鐵路總公司統籌，路借路還，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權仍屬于我”。

二、鐵路與地方的區域史式探析

鐵路與地方的關系研究，屬于個案式、區域式的史學研究。

京漢鐵路作為晚清時期修筑的第一大動脈，此前學界已予以較多注目，對此，田伯伏從直隸采煤業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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