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建筑海外公司專家組組長名單(李四光的資料)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會后，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李四光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杰（地質學家、解放后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新中國就要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他積極奔走起來，準備盡快返國。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準備從那里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后寄出。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后，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后，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于到了北京。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在他的具體領導下，我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總理就詢問過李四光：我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么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鉆井隊，在陜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以后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在幾年里，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以后，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預測

在1966年邢臺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導我們”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爐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關；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這一路走來，都被李四光言中。當時很多科學家認為地震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周總理說過：“李四光力排眾議，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文中用了一連串的“要注意”，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起到了強調的作用，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編輯本段]李四光故居與“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學南側，有一條又長又窄的小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生前總喜歡在這兒休息散步、思考問題，人們習慣地稱它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為繁華的市區，而在解放初，這里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只有十幾戶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這條小路已被加寬變得熱鬧起來。

說到魏公村，這一名稱的來歷是和古代畏兀兒人（即今維吾爾族的前身）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代官修《順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萬歷年間，這里除了稱作畏吾村外，又稱作“葦孤村”。萬歷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雜記》有如下記載： (宛平)縣之西北，出西直門一里曰高良橋，又五里曰籬笆房，曰葦孤村，又二十里曰韃子營。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莊、曰八里溝、曰牛欄莊……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畏吾村的異名，也說明畏吾村的具體位置與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緒七年(1881年)，這里仍稱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勝利后，隨著民國的建立以及人們思想的轉變，北京市的許多舊地名被紛紛代之以新的稱謂。“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稱“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橋仍稱作“為公橋”。所有這些都是依照語音，略作改動。而建國以后，李四光居住到這里，為魏公村這個地區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學正門南側是一片小樹林，樹林帶和民族學院南墻之間，有一條東西向的小路。這條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轉，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當年這幾家單位所處的具體轄區，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法華寺生產隊。顯然，當年這里應該屬于城鄉結合部。這條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

十幾米寬的土路，中間隔著一個村子，附近的菜園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長滿了雜草和綠藤，就像傳說中的金銀島。據說，那曾是亂墳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學，都會跟幾個小哥們拿個樹枝，把運動服綁在腰上，紅領巾扎在腦門上，玩探險游戲。穿過高高的圍墻、沙土堆、腳手架，從亂墳崗子、水塔、煙囪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許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銷聲匿跡的動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臉盆一樣大的蟾蜍、從眼前飛一般穿過、不留一絲痕跡的黃鼠狼、縮成團兒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還有狐貍。

其實這條路本沒有名，當時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為這條路是給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為這是一條李四光出來進去的必經之路，而是因為工作之余的閑暇時刻，李四光每天傍晚準時來這條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點是家門口的銀杏樹下，終點是白石橋路，通常走一個來回，有時邊走邊和隨員討論工作，有時帶著馬扎兒，坐在門前的銀杏樹下思考問題。

當年周圍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條田間小路，起初是周圍農民慢慢叫起來的，后來越傳越遠，據說還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圖并在郵局備案。如今那片小樹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現在叫“民族大學南路”，這條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學院等單位。

李四光晚年的兩部重要著作《地質力學概論》和《天文、地質、古生物資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學術文章，就是在這條路上和銀杏樹下構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于此

早春，在第37個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來臨的時候，我敲開那扇耳聞已久的宅門。而當公眾涌向地質博物館的時候，李四光紀念館卻很少有人前往。紀念館前大門緊閉，和地質博物館那邊形成反比。

我扣響了大鐵門，尋問……李四光紀念館的負責人白先生，領我走進這個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國家為他專門建造的宅院里度過的。幾十年過去了，這個院子還在，并于李四光誕辰一百周年（1989）時辟為李四光紀念館，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題寫了館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兩層小樓，總建筑面積989.1平方米，有院墻環繞，院門朝北（以前朝南），樓門朝西。院內曲徑通幽，有假山、噴泉、果木環襯。

看到了李四光用過的電視機、收音機、照相機、小提琴……他的辦公桌、他的書柜、他喜歡的千萬種石頭……像跨越時空，與一位前輩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國，搬過幾次家，曾落腳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上世紀60年代，因備戰需要而遷居。有關方面請他去看過李濟深在城內東單的一處住宅，李四光感到那處房子過于豪華，與自己一貫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棄了。

此后，他親自選址、設計，并由國家建造了這棟小樓。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樹，都是當年李夫人許淑彬帶著大家栽的，李四光也親手種植了其中的幾株。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里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里召開；何長工、劉景范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現在，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家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里面的棉絮。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復原樣，但一張大寫字臺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墻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斗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國后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這首提琴曲寫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現在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么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只他們兩人居住。他們去世后，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李林三年前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一門三院士，已傳為佳話。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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