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墨貿易總額占中國總貿易額多少比例(美國增加關稅，為什么人民幣不降反升)

異，但并沒有影響終身學習從概念到現實政策的轉變。（表4）

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正規學校教育特別是公辦學校教育，仍將是學習型社會的支柱。為了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宏偉目標，中國首先要促進各種正規學校系統與社會文化教育機構的相互溝通，開發和建設覆蓋面廣的、靈活開放并且多樣化的學習平臺或網絡，提供各種學習場所和機會，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學習；另一方面是以終身學習的理念，改革傳統教育制度和學習模式，形成有利于終身學習的法規、政策和制度環境。通過試行“學分銀行”等方式，記錄公民一生中參與學校教育、非正規教育與非正式學習的經歷與成果，并建立“學分銀行”，對各種非正規教育和非正式成果進行學分認證和積累，并爭取社會用人單位的認可與支持，逐漸使學習成為每一公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和需要。

2．強化政府統籌公共教育、促進教育公平的責任

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曾把教育作為純“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辦的消費性公益事業，事實上也只能惠及城鎮人口以及在農村地區維持很低水平，顯然，這一模式無法適應中國現代化的客觀需要。近2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對單一的公辦教育，也逐漸演變成為“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系列，特別是經過管理體制、辦學體制和投入體制的改革，已經分化為基本由財政支持的教育、財政撥款與多渠道籌資相結合的教育、非財政性資金提供的教育等等。當中國簽訂WTO教育服務貿易減讓表后，帶有商業性質的教育服務貿易，還可以通過中外合作辦學來提供。況且，除了高福利的發達國家外，公民參與終身學習的成本，很難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準確定位政府在教育屬性發生新變化后應擔負的責任，已成為十分迫切的問題。

從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發揮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功能，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從競爭性經濟領域中撤退，政府從原來的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轉變成為只當合格的“裁判員”，當前中國的各級政府，應該有條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業領域負起越來越大的責任。

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制度框架內，政府的教育責任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向促進教育公平傾斜。但是，在中國的一些地區，有意、無意地誤讀或曲解政府教育責任的現象時有發生，主要體現在，簡單比照經濟領域體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謂“教育產業化”、“教育市場化”，而推卸公共財政支持教育公平的義務，放棄對于公辦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事業的法定責任。結果，在許多財政原本拮據的地區，由所謂公共教育轉制后放大的教育資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階層人群，這與“公共服務型”政府新的建設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今后中國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實驗，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處境不利地區群體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應使他們原有的利益受損，一旦受損也有相應的修復補償機制，政府必須為此負起足夠的責任。

今后，中國教育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與力度，也就是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中的政府責任合理定位問題。政府可以根據不同的教育領域選取不同的作為方式，一是“主動作為”，重點在于全力支付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促進區域內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確保國防建設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勢群體基本學習和發展的權利，以教育公平體現社會公平；二是“有所作為”，選擇基礎學科、邊遠艱苦行業、事關公共利益而市場又不好調節的部分教育領域，予以穩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為”，選擇政府該作為但力不從心的教育領域，或為了提高效率，明確委托授權給第三部門或民營機構來做；四是“不須作為”，引入社會參與和必要的競爭機制，政府僅制定規則和進行監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進教育公平，也須包括規則和監管公平在內。

3．加強非義務教育投入效益監管與教育質量評估

目前，在教育規模不斷擴展，財政支持能力滯后的形勢下，中國某些地區甚至以收學雜費沖抵財政撥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費，隨時設置專項，教育經費撥款與使用的種種隨意性很大。從部分地區公辦學校行為看，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業銀行貸款，向施工單位欠債，巧立名目亂收費，不向社會實事求是公開收支狀況等。政府財政撥款“缺位”而導致學校收費“越位”，則是一些地區公辦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時，非義務教育的質量問題也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中國高等教育在大規模擴招以后，雖然在學人數總規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學齡人口基數龐大，毛入學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高等學校的布局結構、校均規模、學生層次、經費收支結構均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其中一個不良的信號是，全國普通高校生均預算內事業費在逐年下降：2000年7310元，2001年6816元，2002年6178元，2003年5773元，2004年5553元。同時，學費水平卻未大幅上漲，結果是培養費用總額有所減少，由此引發公眾對于教學質量疑問是可以想象的。教育質量問題將是今后的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學校如何定位和提高質量，而是學校未來生存、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預計到2020年，當中國的高中階段毛入學率接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接近40％時，數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還會顯得更加突出，可能迫使部分故步自封的公辦或民辦學校“重新洗牌”。

4．立足中國基本國情推進學習型社會建設

OECD報告顯示，大多數OECD國家的富裕程度和財政教育經費的水平遠高于中國，但是其公民參與終身學習仍然以謀生和就業為主要導向，尤其是具有較高個人回報的活動，而由閑暇、興趣、愛好所驅動的學習只能是支流。通常的終身學習活動大都在正規學校、企業培訓部門和工作崗位中進行。所以，建設一個學習型社會，學習者的年齡、身份等差別將逐漸淡化。中國要想建設學習型社會，就一定要找到符合基本國情的恰當切入點。中國公民參與終身學習和學習型社會建設，必然越來越體現出以謀生為最主要動力的特點。

中國現階段社會有兩大階級，即“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還有六個社會階層，是指“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 然而，中國的高校已經邁進了“大眾化”的門檻，許多理念卻還停留在“精英化”階段，培養的主要是知識分子，對于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不屑一顧，殊不知，這部分人是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拼搏而出的，他們對大學能夠提供的繼續教育需求很大，而且有著足夠的成本支付能力，忽略其需求將是很大損失。同時，中國既然有信心來建設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學，也應有信心來創辦世界一流的職業學校和培訓中心。中國的職業教育要辦出特色，不僅要面對普通學校應屆畢業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視野拓展到社會上其他人群，包括為工人轉崗培訓、農民致富、向城鎮或非農產業轉移服務，實現更大面積的覆蓋，這樣的活力才會更強。

很赞哦!（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