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及市場結構有何特點和趨勢(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構成、特點和組織結構)

化初期的資本積累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大難題，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但由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 ．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戰略調整、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

從1979年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推動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市場機制的誘導下，農業生產不斷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了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為例，在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農業生產資料來源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農業投入中來自農業內部的比重已從46．7％，下降為39．l％，而由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從41．7％，上升為 44％。這說明農業與現代工業部門的產業關聯趨于強化。同時，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包括工業、建筑業、郵電業、商飲業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對農業的服務貢獻率明顯提高，從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后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在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提高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個百分點，在這期間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從17．33上升到17．92，16年間僅上升了0．59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處于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后，1978??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約0．81個百分點，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萬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平均每年轉移為715萬人。與此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 70.5％，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間共下降了20 ．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間共上升了5．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快速上升，從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間共上升14．7百分點。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于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于均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征，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系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 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于下降，從高于1的方向向1趨近。

二元對比系數是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成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小，反之，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通常總是低于1。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征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除具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之處外，由于其結構轉換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還具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l、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

我國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見表 2）。1999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為50.1%，二者相差-3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3％，勞動力的比重為23．0％，二者相差2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3．0％，勞動力的比重為26.9％，二者相差6．1個百分點。顯然這種差異，第一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小。

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絕對對稱是不可能的。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的技術進步速度遠遠大于第一產業，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慢于產值結構的轉換。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其就業結構滯后性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在《197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揭示出這樣一個規律，發展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時（1979年價格）達到相等，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兩部門的勞動力份額也達到相等。我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134美元時達到的，當時，工業為38％，農業為39％。到198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 1．3倍，達到310美元，而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僅為17．2％，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68．4％。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轉換的嚴重失衡，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扭曲。從工農業產值構成看，到80年代末，我國的工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結構來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第一產業仍占勞動力份額的 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見表2）。

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業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阻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都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則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超前發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與此相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特點。

我國產值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不僅遠遠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國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業就業份額過低直接相關。表3的數字表明，我國1999勞動力就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僅高于 1988年的泰國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卻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國。如果以我國90年代初的就業結構來進行比較，則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是上述各國中最低的（1991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60％、21． 3％和18％）。

3、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工業化率。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出與上述城市化發展規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見表 5）。1999年我國制造業比重為42．7％，不僅大大超過了處于工業化中期國家的水平，并超過了工業化后期國家的平均水平達10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指標僅相當于工業化中期的水平，為 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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