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及市場結構有何特點(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

術標準等實施貿易限制，不符合標準的產品一律不能進口。而要使產品符合上述標準出口，必須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調整社會經濟政策，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等，從而新貿易保護不僅影響到經濟領域，而且會滲透到國內社會經濟制度。如作為多哈談判的新議題——貿易和環境問題，雖然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歧目前沒有被納人 WTO框架體系，但為了應對環境壁壘，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已經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建立循環經濟。完善勞工法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步伐也正在加快。七 新貿易保護的起源經過近20年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已經由1／4提高到了1／3，出口貿易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以往主要出口農產晶和資源，變成主要出口制成品，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Q)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在制成品出口中與發達國家競爭的加劇，發達國家對來白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實行嚴格的保護。不僅運用傳統的貿易手段，以高于工業國4倍的高額關稅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進口，而且為了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實力，一方面利用發達國家在技術方面的優勢，通過設立嚴格的技術標準限制發展中國家出口，另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和勞動條件方面的弱勢，通過多邊貿易談判極力將勞工標準納人到WTO框架下，限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如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和法國首次將勞工標準引入貿易中。其后，又在世貿組織成立后的首屆部長級會議上，將勞工標準納入WTO部長會議議題。《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確認了勞工標準，但不將其與貿易直接掛鉤。之后，美國又在WTO西雅圖會議上，公開提出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對侵犯勞工權力的國家實行制裁機制，再一次企圖將勞工標準問題納入到談判議程。重視環境保護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提出勞工標準也有助于保護勞動者的

奶制品、加工的海產品和水果等仍然維持關稅高峰，奶制品的最高關稅達209． 9％。同樣，按照國際關稅高峰指標計算，美國紡織晶和服裝的259類產品仍然保持較高的關稅，其中，服裝類產品的關稅為33．3％，某些羊毛纖維的關稅為31．5％。(2)在關稅升級方面，歐盟在紡織品關稅的制定上，原料平均稅率為0．7％，而服裝平均稅率為11．9％，成衣的關稅遠遠高于紡織原料的關稅。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對部分產品仍然實行配額限制，如2003年日本對乳制品、皮鞋等20類產品實施關稅配額管理。歐盟對中國出口的鞋類、陶、瓷餐具三類工業晶共9個稅號項目下的產品實行數量限制等。此外，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為了維持公平貿易，關稅和數量限制仍然是成員國實行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的重要手段。與傳統的貿易手段相比，只不過針對的國家和針對的產品有所不同而已。十 新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的關系從國際貿易發展史來看，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經常是交替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世界經濟由危機一復蘇一高漲一蕭條的變化，國際貿易政策的走向也經歷了保護貿易一貿易自由化一新貿易保護的過程。而在當代，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的國際背景下，由于全球產業結構處于大的調整中，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導致自由貿易和新貿易保護同時進行。其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在WT0多邊貿易談判中，將貿易與環境、貿易便利化、貿易與競爭政策、貿易與技術轉讓、貿易與債務、財政、電子商務等7個新議題列人多哈回合談判中，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區域經濟集團和雙邊貿易談判發展迅速，對內統一實行開放政策，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一方面發達國家極力主張啟動“新加坡議題”；另一方面以巴西、印度、南非、阿根廷、中國等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組成21國集團聯合實行抵制。發達國家一方面在本國優勢產業中極力主張實行自由貿易，如美國積極推動電子商務、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談判，將其納入到W，rO框架下；另一方面在本國劣勢產業中通過各種手段實行貿易保護，如對紡織品和服裝實行配額，對農產品實行補貼等措施。美國大選后，由于國內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并且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在短期內很難從根本上消除，預計國際新貿易保護主義將更加盛行。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自由貿易也將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與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種相對落后的國民經濟結構進行改造，使異質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為同質的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以盡快完成國民經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一、建國以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

1、趕超型發展戰略與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深化

受建國初期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下，我國選擇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這一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試圖通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超高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由于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的，一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儲蓄率低，資本積累能力不足，資金嚴重匾乏。二是傳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不高，產出水平低下，支持工業化的能力有限。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不能象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初那樣通過對外掠奪來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通過引進外資的辦法來補充國內資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業資本高度密集性的特點，使得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與我國的勞動力豐裕、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特點相矛盾。為了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必須依靠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統一調配資源，以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并減輕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勞動力的轉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壓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人民公社、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

趕超型發展戰略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通過從農業中提取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以及重工業的自身循環所創造的社會需求，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大難題，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但由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 ．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戰略調整、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

從1979年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推動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市場機制的誘導下，農業生產不斷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了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為例，在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農業生產資料來源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農業投入中來自農業內部的比重已從46．7％，下降為39．l％，而由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從41．7％，上升為 44％。這說明農業與現代工業部門的產業關聯趨于強化。同時，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包括工業、建筑業、郵電業、商飲業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對農業的服務貢獻率明顯提高，從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后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在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提高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個百分點，在這期間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從17．33上升到17．92，16年間僅上升了0．59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處于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后，1978??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約0．81個百分點，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萬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平均每年轉移為715萬人。與此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 70.5％，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間共下降了20 ．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間共上升了5．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快速上升，從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間共上升14．7百分點。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于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于均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征，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系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 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于下降，從高于1的方向向1趨近。

二元對比系數是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成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小，反之，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通常總是低于1。

二、中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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