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汽車出口貿易現狀及對策(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問題及對策)

低廉勞動力，獲得國際競爭力。

隨著中國汽車工業企業技術開發能力的逐步獲得，跨國公司對中國技術人才的利用以及由此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果，中國汽車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技術開發能力，中國汽車工業的繁榮吸引中國高技術產業的高級人才，中國汽車企業在世界汽車工業體系中的地位會逐步提高。由跨國公司設計，中國企業生產的模式會逐步改變。一是轉為中國企業參加設計（與跨國公司或者專業的外國汽車設計公司）；二是以中國企業設計人員為主進行設計；三是跨國公司把某些設計開發工作委托給中國的設計人員，但是跨國公司掌握核心技術；四是中國汽車企業開發出具有自己知識產權的、較高水平的產品。這一過程需要15年左右的時間。如果中國汽車企業能夠抓住汽車工業新技術革命的機遇，這一過程還可以大大縮短。總之，中國汽車工業企業的開發設計能力將逐步提高，最終將形成整個汽車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研究開發方面的分工合作。

四、政策建議

1 加速出臺鼓勵汽車消費的政策

2002年中國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已經超過電子信息產業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在轎車消費方面仍然存在著中間環節收費過多、過濫的情況。為了保持國民經濟及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政府有必要盡快推出鼓勵汽車消費的政策。地方在制定有關環境保護政策時，也要考慮到中國汽車工業的技術狀況，留有充分的余地，以免對汽車需求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2 在政府支持下對汽車工業重大共用技術項目進行攻關

目前中國汽車工業的生產制造能力超前于技術開發能力。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最大瓶頸已經不是資金和市場，而是技術。中國汽車工業如果長期在技術上依賴跨國公司，就不可能改變在世界汽車工業體系中較低的地位。世界汽車工業目前正處于一場技術革命之中，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從技術上看，已經完成了主要的突破，目前主要是商業化、產業化的推進。混合動力驅動系統技術已經成熟，日本的豐田和本田公司都有新型混合動力轎車投放市場。燃料電池技術發展迅速。2002年1月，美國政府支持的《自由合作汽車研究計劃》（FREEDOMCAR）出臺，該計劃目標是開發具有商業前景的氫燃料電池汽車技術及氫氣供應基礎設施，以極大地改善環境，目標是加快實現汽車燃料電池商品化。中國汽車工業企業應當對汽車工業面臨的技術革命有充分的認識，及時地介入有關研究。中國政府應當針對汽車工業中共用的重大新技術項目、基礎研究項目組織聯合攻關，同時制定有關政策，促進新技術的產業化。

3 積極推進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兼并重組

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是中國汽車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但也是最有希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環節。政府應當積極推進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兼并重組，對于專業化汽車零部件企業集團給予政策性扶植，鼓勵外國大汽車零部件企業集團對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進行兼并重組。

4 運用WTO 有關機制保護中國汽車工業

2002年中國汽車工業業績甚佳，汽車進口配額對中國汽車工業發揮了重要保護作用。隨著進口關稅進一步下調，配額不斷增加，國內汽車貿易體系對外國公司的進一步開放，中國汽車企業面臨著更加嚴峻的競爭形勢。因此，仍然要認真研究新形勢下的保護政策。由于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關鍵在于汽車零部件，汽車零部件關稅下調速度較快。因此，運用WTO 有關機制保護汽車工業，主要應著眼于汽車零部件工業，通過對關鍵性汽車零部件產業損害監測，及時對有關企業提供保護。 〔參考文獻〕

〔1〕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汽車年鑒》（2002）。

〔2〕中國汽車工程學會：《世界汽車技術發展報告》（2002）。

〔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2），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4〕趙英：《中國汽車的發展趨勢和產業政策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領導參閱》，2002年第35期。

中國產業結構存在問題及對策

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的產業發展實現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較強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基本符合世界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在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過程中，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如何，在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結構政策作用的空間有多大，其未來走向是什么，都是急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本文在對中國過去產業結構政策績效進行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在WTO背景下未來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的走向。

一、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分析

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始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當時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蘇聯模式，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產業發展戰略。政府利用嚴格的價格管制、強制命令等行政手段優先將稀缺資源配置到重工業部門，使得重工業迅速建立和發展起來。這在當時嚴酷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下是符合歷史和邏輯的必然選擇，也為我國在短期內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系奠定了經濟技術基礎。但是，重工業的超前發展也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制約了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

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時，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已經十分嚴重。為了矯正畸形的產業結構，協調各產業部分的發展，政府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先后出臺了輕紡工業優先發展政策、促進“短線”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的政策和限制“長線”的加工工業發展的政策。從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看，促進農業和輕紡工業發展的政策效果顯著。到1982年，我國糧食和工業消費品長期供應緊張的狀況已有根本改變；促進“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發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個80年代，盡管國家鼓勵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并在資金、物資、能源、交通等方面進行扶植，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卻始終滯后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其“瓶頸”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相反，國家限制發展的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工業卻不斷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在產業結構失衡狀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之后，國家在繼續堅持執行“促短限長”的結構調整政策的同時，開始重視產業結構升級問題。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中，政府明確提出了“有重點地開發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產品，努力開拓新的生產領域，有計劃地促進新興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及“運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從“七五”計劃執行的結果看，結構失衡問題依然嚴重，新興產業的建立和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的進展十分緩慢，產業政策目標基本沒有達到，以至于“八五”產業發展規劃與“七五”極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加工工業因其經濟技術特性成為主要的投資領域，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業迅速大量涌現，“八五”產業發展規劃不僅沒有得到執行，而且加重了業已存在的產業結構失衡、產業低度化和分散化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被迫運用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以實現國民經濟“軟著陸”。

“九五”期間，我國在成功實現國家經濟“軟著陸”的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突出表現為一般加工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術相對密集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術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征的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比重明顯上升。1999年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在制造業的比重已高達8%。2000年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銷售收入比上年增長了33.7%。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的推動下，基礎設施、通訊設施和交通運輸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家用電器已經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取得的上述進展，主要不是政府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的結果，而是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和市場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間我國經濟的基本態勢由需求不足轉向了需求過剩，商品的普遍過剩迫使企業調整生產結構和進行技術升級。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全面系統推進，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不僅能夠對產業結構進行增量調節，而且能夠通過破產、兼并、合并等方式進行存量調節，從而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和較快調整。

盡管“九五”期間過剩經濟的運行態勢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但是，由于受到體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約束，三次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沒有得到有效調整，第三產業因受到政策性進入的限制發展仍然相對滯后；1994年國家指定的主導產業（機械電子、汽車、化工和建 筑）在“九五”期間雖然得到了巨額財政資金和大量優惠政策的扶持，卻未能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也沒有能在國民經濟中起到應有的主導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的過度保護政策（包括關稅、進入限制和高價格）使它們處于壟斷地位，缺乏競爭的壓力和由競爭引起的提高產業集中度的動力。此外，產業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體制性分離、科技開發與運用的制度性問題，也制約著產業結構的快速升級。

從上述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政策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場機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開放初期，產業結構政策（主要是調整農、輕、重結構的政策）效果比較顯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時期里產業結構政策推動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作用十分有限。產業結構政策推行20多年來，長期困擾我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加強“短線”產業和抑制“長線”的政策目標沒有能實現，政府重點和著力扶持的主導產業仍然沒有擺脫“幼稚”狀態，企業規模小、產業集中度低、技術升級慢等問題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沒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強力保護、較早和較徹底地擺脫了行政計劃干預、引入市場機制的產業，卻往往能夠快速發展，穩步地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國際競爭力。家電行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事實上，產業結構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不僅在國內存在爭議，在國際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以產業政策創造經濟“奇跡”著稱的日本，對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日本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在完成一項有關日本產業政策研究課題后鄭重聲明：“參加本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認為，除了戰后初期有限的短時期外，高速增長基本上是通過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價格機制和旺盛的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許可以說戰后主要時期產業政策的歷史，是民間企業的首創精神和活力，不斷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預意圖的過程。”（注：小宮隆太郎等編：《日本的產業政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頁。）顯而易見，日本經濟學家這種結論與我國產業結構政策實踐的結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專家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開創性的分析，認為政府不具備推動結構調整、升級的動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和執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斷所選擇的產業結構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實施產業結構政策是造成產業結構政策失效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市場機制已經形成并比較完善的條件下，由市場機制取代政府產業結構政策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是產業結構有效調整的基本途徑。

二、WTO背景下中國產業結構政策取向

盡管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經濟經歷了不斷開放的過程，但中國的產業結構政策整體上仍然是在封閉或準封閉的環境下推行的。如果說主要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是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那么，“入世”作為外在的強制因素，不僅進一步強化了市場機制調整產業結構的功能，而且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構成和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

1.入世對中國產業結構政策空間的影響。一國實施產業結構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兩種：一是管理貿易，包括采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方式限制同類商品的進口和用財政補貼、政府出口信貸等方式鼓勵出口；二是優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資、優惠貸款、優先滿足政府扶持的產業引進技術、進口原材料對外匯的需要等。在相對封閉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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