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超常規增長會有哪些影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職業、身份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由農民轉變為居民，從鄉村生活轉為城鎮生活。城市化實質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過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內需被狹義地理解為城市房地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亂占耕地現象的抬頭。近年來，我國城市發展的空間失控現象嚴重，突出表現為城市蔓延式的擴張，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中央嚴控18億畝土地紅線的政策使這種趨勢被遏制，但目前又面臨新的威脅。2000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是22439平方公里，2006年達到33659.8平方公里，城市面積擴張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長8.3%；相比之下，2000年我國城鎮總人口為45906萬人，2006年增加到57706萬，城鎮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4.3%，建成區面積增速與城鎮人口增速之比為1.93：1。這種城市面積擴張致使大約4000至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出現了就業、保障、征地補償等社會問題。

4.城鄉人口流動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規模逐年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約占全國總人數的1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是由農村流向城市，大規模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經濟現象。

隨著大規模人口的跨區域流動，農民工在為城市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卻無法得到妥善解決。就業不穩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狀況差，社會保障滯后。農民工雖然生活就業在城鎮，與當地人一樣為城鎮的經濟發展作貢獻，卻只能成為漂泊在城鎮的邊緣群體，城鎮沒有完全接納農民工，農民工遠沒有真正融入城鎮。

上述城市化發展中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健康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理清問題產生的原因，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有：

第一，城市定位不準確，對城市發展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的認識出現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兩個方面。等級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區域城鎮體系中的功能分工，這是避免產業(部門)相同構成重復建設的關鍵。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很多城市的發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鎮要求形成中等規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規劃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個城市要求建成國際大都市。

歸納起來，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沒有依據本地的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和發展形勢進行科學的等級定位和功能定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區域的增長極，片面強調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該國或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個中性詞，尚沒有理論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第二，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和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造成城鄉人口的大量流動，使農村的資源幾乎沒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來，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制度化，在強有力的國家制度約束下，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資源，農村發展落后于城市，城鄉差距日漸拉大。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導致城鄉經濟差距拉大、城鄉失調最直接的原因，是城鄉關系失調的制度基礎。鑒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較高工資報酬和較好的生活條件的預期，許多農村居民開始移居到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城鄉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由于傳統的戶籍制度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外來務工人員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樂業，導致已轉移出來的農村勞動力出現大規模的回流現象。因此，城市化的過程，難以有效地轉變為吸納農村人口的過程和覆蓋城鄉的人口結構轉變過程，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與供地之間具有巨大的利潤空間。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認為我國城市大規模圈地的動力源自征地制度與供地制度之間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地方政府熱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財”。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圍過大，許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業開發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補償過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進行補償，這種測算方法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沒有體現土地潛在的收益和利用價值，沒有考慮到土地對農民承擔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更沒有體現出土地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被征地農民的安置不落實；征地程序不規范等。征地費使本應由農民分享的部分農地城市化溢價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農村經濟的要求。征地制度創造的巨大尋租空間，誘導開發商及政府行為扭曲，人為加大土地市場的投機性，開發區“開而不發”、工業園“圈而不建”的現象極為普遍。由于利益驅動的結果，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地生財，熱衷于經營土地、經營城市。

四、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新思路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看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加強，城市化作為21世紀中國實現和平崛起、邁向現代化的重大發展戰略，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時期；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基本適應的階段到來，也到了城市化進程戰略思路的轉變時期。對于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我國城市的進程，筆者提出三點新思路：

1.擺脫城市發展僅僅為工業提供載體的思路

由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城市發展也必然受到經濟全球化、新技術革命、構建和諧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化滯后工業化的問題的逐步解決，決定了我們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本身去確定發展的目標，賦予我國城市化以新的內涵，構建一個全新的、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2.從強調做大城市轉變到力求做強城市

準確理解衡量城市發展的各種指標，從城市綜合發展的大局去進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樣是一個綜合的指標，不能只從城市人口這個指標去衡量。要關注各項約束條件的情況，防止虛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一些地區經濟發展快，就業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著城市空間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設施的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現代化帶來的成果，城市居住環境質量的不斷提高，城市社會治安穩定有序。

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進程時不僅是調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質的提升。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復合型過程，涉及經濟、社會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質量，保障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銜接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從實現城鎮化率的明顯提高到城鎮化質量顯著優化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3.從城市獨立發展的路徑轉變為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維

城市是區域系統中的一部分，是區域的中心，區域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發展要依據區域規劃，從整體考慮，發揮各大城市的優勢，挖掘潛能，打破行政束縛，放眼于大市場，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集團化、建立區域共同市場。要克服城市狹隘理解區域競爭，搞區域分割，互不妥協，自成體系，導致小而全和功能趨同。

以區域為載體，以交通為紐帶，以經濟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組成城市群，充分發揮城市組團發展的優勢作用。城市群內部結合現有各城市的現有實力和發展潛力，對城市群實行職能分工定位，達到充分發揮緊鄰城市優勢互補的功能，實現結對成群，融合發展，帶動城市群區域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湖北省發展工業的有利條件包括哪些？

昌宏保武漢工業的發展目前正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武漢著眼長遠，謀劃工業發展的長遠大計，需要科學的眼光和戰略的思維。

工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條件，受制于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需要我們以科學的眼光重新審視過去一些人們習以為常、沾沾自喜的若干“優勢”。

一是區位。在新的宏觀政策環境和發展環境中，武漢的區位優勢正在淡化。從對外開放的角度看，不僅沿海地區繼續保持區位優勢，西南地區已在著手構建東盟自由貿易區，東北也開始謀劃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從國內區域發展的角度看，長江三角洲凸現龍頭地位，珠江三角洲正在積極擴張，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推動下，遼中南、成渝、福廈、長株潭、關中等城市圈群雄并起，爭扛“第四增長極”的大旗。武漢的區位優勢是以國內市場特別是中西部市場為基礎的。在內需不足，中西部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條件下，武漢區位優勢的含金量并不高。但隨著中西部地區的進一步發展，內需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武漢的區位優勢將會重顯威力。

二是科教實力。從實證分析的角度看，科教實力與經濟發展并不構成因果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技術是商品，可以買賣，人才也可以流動，教育也只是眾多產業中的一個，對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有限。由此看來，寄希望武漢的科教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就應該創造“轉化”的條件，降低“轉化”的成本，營造“轉化”的環境。

三是產業基礎。20多年來，武漢新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總體規模在全國尚不具備像武漢五六十年代那樣的優勢，還支撐不起武漢在全國形成產業優勢。正在擴張和籌劃的汽車產業、化工產業、光電子產業和煙草行業，有可能形成產業優勢，是武漢新的希望。

四是水資源。早在20世紀90年代，水資源的重要性已為世界不少戰略家所關注和認識，被譽為21世紀最重要的資源，其重要程度將超過石油。在水資源價值陡升的有利條件下，武漢的水資源雖可為未來的發展確立重要的優勢，但從目前來看，水資源優勢尚未如同石油那樣構成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五是經濟發展環境。從發展的結構上分析，在代表改革開放和發展方向的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高新技術產業方面，武漢處于相對落后狀況，發展起點相對較低。政府職能轉變還不是很到位，公共服務的水平還有待提高，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和單純依靠國有經濟發展的慣性還存在，戰略重點從國有經濟轉到非國有經濟還有一定難度和一個過程。武漢工業的發展環境還有待改善，金融業、物流業的支撐力度還不強，配套能力還需加強。武漢就業壓力大，老工業基地的社會保障包袱沉重，在保障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地方財力還難以支撐社保、養老等公共職能。武漢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既需要通過加大改革、創新的力度加快自身的發展，又需要國家和湖北省的大力支持。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時期。國際、國內經驗表明，在這一時期某一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主要取決于其工業發展的速度。武漢市在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上，確立了壯大、延長產業鏈，促進產業集群，建設“現代制造業基地”的發展思路。應該說，這一思路代表了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和模式。但是經過測算，這一思路只能保證武漢實現常規的發展。而從目前態勢來看，武漢要實現趕超任務，就必須走出一條超常規的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體制改革與體制創新可以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先進的體制是地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先決條件。

武漢要實現工業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必須在體制改革和創新上領先一步。首先，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變。要把政府工作重心放在體制改革和創新、投資軟環境的改善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制度環境，堅持企業優先，堅決打破部門利益和行業壟斷，切實履行好公共職責，公共財政服從和服務于公共政策，創造各所有制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主動性和創造性地為企業服務，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績效，不斷降低社會交易成本。

第二，建立經濟自主增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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