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元朝對外貿易繁榮的原因結合時代背景(熟悉歷史的人來（中國由盛轉衰的原因）)

發展與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特點。”在筆者看來，他的這個論斷中，把“南宋杭州”替換成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當的。

宋代人口統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單獨列為坊郭戶，城鄉人口的劃分肇始于此。在我國封建社會戶籍制度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表明城市帶宋代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與唐代相比，宋代對城市規模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發展及其地位的變化。附郭草市最早產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為了容納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發展更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這樣，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墻范圍的局限，吸納人口的彈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開放性。無疑“擴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規模，是城市向近域推進的表現。”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圍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時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燒毀的人家竟然有萬戶！可見草市的規模之大。

宋代人口規模有數萬戶乃至10萬戶的陪都、大商業都會就超過了10個。其中開封的總人口，在高峰時期，已經超過了100萬，而南宋時期的臨安也與開封不相上下。這樣的人口規模，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記錄，在世界的當時，也是絕無僅有的。在兩宋的幾百年中，就出現了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這足以說明了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產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軍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軍事職能比較強。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作為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強，而且，手工業特色城市（如景德鎮）、對外貿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現，更使得城市在地區間商品流通中的樞紐作用更加突出，經濟職能開始占了比較重要的位置。1085年開封的商稅為55萬緡，而南宋中期，臨安一年的商稅更高達120萬緡之多。

工商業經濟的空前繁榮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為市民文化發展的良好條件。

文化，根據《辭海》的解釋：“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

美國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書中認為：一個文化至少包括物質、動態、心理三個層面。下面，本文就以此為線索，對筆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評析。

2．市民消費為中心的物質文化

所謂物質文化，是指一文化內物質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狀況；市民文化是隨著商業的繁盛和市民階層的擴大而興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閉式到開放式的轉變，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業的極度繁榮造就了市民獨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說，附郭草市的大量興起使宋代城市對外由封閉轉向開放的話，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潰，則是宋代城市內部由封閉轉向開放的標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開封倉儲不足，而下詔允許在汴河上設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許開夜市。這兩道命令，分別從時間和空間上，在傳統的坊市制度上打開了一個缺口。雖然宋代開始時仍然實行坊市制度，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終于走向崩潰。景佑年間，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許商人只要繳稅，就可以到處開設店鋪。

坊市制度由于無法容納商品經濟發展后的市場，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推動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市民文化的角度來看，坊市制度的崩潰，使城市的商業布局更有靈活性，能根據市民的需要調整空間和時間的分布。

從空間上來看，宋代商業街成批涌現，如在開封忭河兩岸，皇城東華門外，一度從宣德門向南到朱雀門的御街兩旁都準許行人進行買賣；南宋的臨安，有3個商業區位于御街上。不僅臨安城內如此，就是城外郊區也極其繁華，出現了15個商業繁榮、居民集中的鎮市。另外，出現了周期性的市場，有廟會集市和專項商品交易會，也都是宋代商業發展的新特點。

從時間上來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夠持續到四更，距離早市開市僅僅一個時辰，還不受氣候和季節的影響，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盤賣。

這樣的空間和時間布局，是與市民的生活相適應的。市民階層的主體，是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農民有著明顯的不同。從個人來說，市民不須像農民那樣一年遵守嚴格的農時，在工作與休息的時間分配上，有比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閑時間也比較多；從整體來說，市民從事的行業多種多樣，忙與閑的時間也各自不同，不想農民那樣有整齊明確的農忙與農閑的區分。這樣，在時間上，無論是在一天中還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業能夠為他們提供幾乎是不間斷的服務；在空間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也要求工商業能夠根據他們的分布而靈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據統治者的規定分布。市民能夠有這樣的權利正是城市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發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結果。

茶坊、酒肆不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時往往還有說書、評話、講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娛樂、休憩和消遣的場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階層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種市民關心的話題消息在其中流傳，這里成為觀察市民的各個層次的萬花筒，反映著市民的眾生相。酒肆茶坊的興起，本身就可以說明市民的消閑意識和文化趨同的意識的出現，他們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個場所或者說是一個精神的“家園”來容納他們得情趣、視角，因而在市民物質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一點，在以下的市民動態文化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3．市民世俗享樂為中心的動態文化物質文化的發達，與動態文化的興盛是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的。所謂動態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內人們的外在行為狀況，著往往是一個文化的主導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個層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動態文化，其精神風貌、文化結構和各種表現形態無不圍繞著市民這一消費主體，其中又以滿足市民享樂為目的的市民文藝最具有代表意義。而宋代的市民文藝，是以宋代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為基礎的，正如有學者說的：“宋代城市，整個就是一個大市場，在其產生商品與利潤的同時，還產生了市民文藝。”市民文藝的發展，也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吸取關系，如宋代的吟叫藝術，就是來源于市場中商販的叫賣聲。

市民文藝有說話講史類、雜技、雜劇、影戲與傀儡戲、音樂舞蹈……

民間的百戲、曲藝等文娛活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規模、內容、形式、場地以及規范化、專業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顯的提高。作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話本和戲曲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流傳下來的話本推動了明清白話小說的發展高潮。說話，北宋已見端倪，當時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說唱，有的在宮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經有固定場所。話本、唱本的發展。《醉翁談錄》中記載的南宋話本、傳奇小說，有107種之多。《武林舊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雜劇話本280多種。百戲，是多種伎藝的總稱，內容廣泛。宋代百戲主要有雜技、相撲、魔術、踢鐘、吃針、燒火、踢瓶等等。其中的雜技，在宋代逐漸成為一項獨立的藝術。民間的舞蹈組織“社火”相當興盛，規模大、專業性強，一些專業演員技藝高超，反映了民間文化的發展。角，即相撲、爭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動，不僅有男子相撲，女子相撲也十分流行。囂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撲選手。曲藝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雜劇與南方的南戲這中國兩大吸取流派的基礎。傀儡戲也是十分受歡迎的表演，在南宋的臨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蘇家巷就有24家演出。

這些藝術形式多是民間藝人對傳說故事的再創造，形式多種多樣，內容豐富，許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實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遠不同于服務于宮廷廟堂的傳統形式，適應了多階層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開啟了“俗”文化發展的新時期。

在市民文藝發展中，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便是瓦子的興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來源說法很多，沒有定論，筆者也無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確的是，宋代的瓦子的發展，已經非常興旺。根據《東京夢華錄》提到的瓦子有9個。而據《夢粱錄》、《武林舊事》和《西湖老人繁盛錄》等記載，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處，后來增加到23處。

瓦子的特點是：1、擁有相對固定的演員隊伍；2、不受時間、氣候限制；3、有燈光、氣溫調節、擴音等設施。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種比較發達的場所。

固定的民間大型演藝場所的大量涌現，必須具備三個基本的社會條件。1：城市格局開放，沒有坊市制度的約束，居住區、商業區和娛樂區相結合；2：居民的生產活動不受季節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眾多閑散人員，以保證觀眾經常滿員。我們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興盛，與坊市制度的崩潰、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經濟的發達、市民生活方式的改變等特征，都有很大的關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發展的結果的集中體現。

與演出場所的固定化相伴隨的是職業隊伍的固定與擴大，這促進了文化素質與技藝的日益提高。據《武林舊事》卷6《諸色伎藝人》記載，當時杭州已經有各種文化表演行當55項，市民藝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從事各種文化行業的同業組織也紛紛建立。

如緋綠社（雜劇）、齊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詞）清音社（清樂）、繪革社（影戲）、綠華社（吟叫）等等，都是當時的著名娛樂組織。

演出場所和專業藝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藝為代表（或主體）市民動態文化的繁榮。

“市民……的精神狀態、心理特質都是一種現世的、世俗的心態。”我們從節日的慶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現世的、世俗的心態”的反映。

節日中，官府和民間舉行慶祝活動，這些活動“總的傾向是減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氣氛增加了娛樂的、體育活動的色彩。”節日中，城鎮商鋪陳列上平銷售，百姓觀賞歌舞、百戲、雜技，制造節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張燈，大內正門結彩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其夕，開舊城達旦，縱市民觀。太平興國五年，太宗“燃燈五夜著為令”，三天不禁夜，觀游之盛，過于前代。節日的慶祝有原來的對上蒼的敬畏的企求，逐步變成人自我的歡娛，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種從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對“天”的倚靠，逐漸轉向對人性的重視，帶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蘇醒的色彩呢？

封建經濟講究的是自給自足，因此農業就成為“本業”。在長期受到封建帝國統治的中國更是如此，統治者為了便于對人民進行管理，便以農業來將人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而對于講究流動的商業，歷來是大大壓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主要成分的市民階層的興起，對商業、商人的重視，是市民階層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對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的否定，是對封建等級制度的沖擊，這種沖擊，又擴散開來到整個社會上，形成了對整個封建社會等級意識形態的沖擊。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對農民的排斥、貶低也出現了。宋代的市民文藝中，與農民的對立，就是一個重要的特色，其中以“雜扮”最為典型。他們的特點是丑化農民，夸張地表現鄉野農民的拙樸和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將農民這些特點作為嘲笑的對象。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市民將自己與農民徹底割裂開來。他們竭力貶低農民以炫耀自己的優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農民的那種樸魯質厚，而且著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識，是市民從農民中蛻脫而出的必然否定過程。正是這一否定，標志著市民從思想意識上的形成與獨立。……是對封建重農思想的否定。”

宋代的薄葬蔚為風氣。主張薄葬的人越來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紙錢和紙冥器開始流行，火葬的風氣開始形成。民間在居喪期間，照樣喝酒吃肉，親友不但不非難，反而紛紛帶酒來慰問，主人也大擺宴席來招待。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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