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國際貿易政策的特點 目標雙重性(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么？)

T可分為強制性措施與自愿性措施，既涉及國際或區域性協議、國家法律、法令、規定、要求、指南、準則、程序等，也包括非政府組織等制定的規則。TBT的涵蓋范圍日趨廣泛。從產品形態看，它不僅涉及初級產品，而且牽涉到所有的中間產品和制成品；從產品生命周期看，涵蓋了研究。生產、加工、包裝、運輸、銷售和消費以及處置等各個環節；從涉及領域看，TBT從生產領域開始，逐漸擴張至貿易領域；當前已從有形商品擴張到金融、信息等服務以及投資、知識產權等各個領域。從WTO成員通報的情況看，機電產品、石化產品、建材和農產品及食品仍是TBT通報的重點；SPS通報一般涉及農產品與食品行業。在WTO新一輪談判中，貿易與環境、貿易便利化、知識產權保護、農業等議題都將涉及新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問題。

（二）TBT的影響及擴散效應越來越明顯

TBT的影響較之于關稅和一般非關稅壁壘更為廣泛和深遠。許多TBT措施可能直接導致限制甚至禁止進口。另外，技術壁壘具有明顯的擴散效應。TBT措施往往產生連鎖反應，從一國擴展到多國甚至全球；由一個產品涉及到相關的所有產品。如美國于1973年開始將HACCP制度應用于低酸和酸化食品罐頭，1997年起對美國國內水產品加工業者及輸美水產品加工廠強制實施HACCP制度。現在，美、日、歐已經將HACCP制度應用于整個食品與農產品行業。并且一國實施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仿效，2002年1月30日，歐盟理事會以中國舟山產凍蝦仁氯霉素含量超標為由，通過《關于對產自中國的進口動物產品實行某些保護性措施的決議》決定暫停進口產自中國的供人或動物消費的動物源產品，禁令由蝦仁擴大到所有動物及含有動物成分的產品達100多種。歐盟的這一措施很快引起匈牙利和俄羅斯等國的仿效。

（三）技術壁壘呈水漲船高的趨勢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創新的深入，新的技術標準會不斷涌現，并被采用于新的技術法規。技術創新使檢測設備、手段和方法更加先進，一些國家尤其是WTO發達成員運用TBT的水平隨之水漲船高，對進口產品的標準規定越來越細，要求也越來越苛刻。

（四）發達國家仍是實施技術壁壘的主體

由于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各國制定和實施TBT的差別很大。一般來講，發達成員居于主導地位，許多國際標準都是發達成員參與制定的。但是，近幾年來，發展中成員也越來越重視技術壁壘的引進與實施。從1995至2001年的TBT或SPS通報的情況看，WTO成員實施技術壁壘呈加速上升的趨勢。1995年TBT通報量為389件，1997年猛增至846件，此后每年保持在600件左右。SPS通報量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從1995年的198件猛增到2001年的772件。總體上發達國家仍居于優勢地位。這一時期發達國家的TBT／SPS通報合計3945件，占總量的55．74％，發展中國家為3133件，占44．26％。自1999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TBT通報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五）采用國際標準及合格評定程序的趨勢不斷加強

由于技術和經濟水平的不同，各國制定和實施TBT的差別很大。TBT是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具有合理性和隱蔽性的特點，容易被貿易保護主義所利用，形成不合理的貿易壁壘。歐共體成員較早認識到技術性壁壘對成員國間貿易產生的不利影響，于1969年制定了《消除商品貿易中技術性壁壘的一般性綱領》，首次提出了在國際貿易中限制技術性壁壘的貿易規則。1979年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制定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烏拉圭回合”對該協定進行了修改、補充和完善，同時簽署了《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為了使技術性貿易措施成為不合理的貿易壁壘，WTO制定了《良好行為規范》，建議各國采取國際技術標準。此外，國際標準化組織、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成員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越來越多的國際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被各成員采用，而且國際標準已日益成為解決爭端的重要依據。比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ISO9000質量體系標準和ISOI4000環境管理體系已經成為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

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么？

貨幣政策目標是一國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

包括：經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充分就業、利率穩定、匯率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盡管央行不能直接帶來這些目的，卻能針對它可以影響的變量制定不同的政策。貨幣政策的諸多目標之間常常有沖突，政策可以達到一個目標，但卻也使另一個目標變得更加難以實現。

在中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在實際中有兩種主張，一種是單一目標，以穩定幣值作為首要的基本目標；另一種是雙重目標，即穩定貨幣和發展經濟兼顧。

從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歷史演變中來看，無論是單一目標、雙重目標或多重目標，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以及當時所面臨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但貨幣政策要保持足夠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政策目標不能偏頗和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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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應該作為日常政策工具而無限期、無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余額高達3萬億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2%左右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

第三，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的轉變。

雖然出口導向是在內需不足情況下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戰略選擇，但其實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各級政府就一直在價值觀上，在實際利益的爭取上，對出口是積極支持的，在資源配置上對出口企業給與了許多的優惠。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外向型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優惠就擠占了內向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從而對內需的擴大產生不利影響。

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和與之配套的優惠政策的過度推行導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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