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國際貿易靜態利益的局部均衡分析(新編經濟學重點)

的部分壟斷利潤或租金，從而減少這種壟斷租金的向外流失。更有甚者，如果新進入者的本國企業不僅在關稅庇護下奪回了本國市場，而且進一步滲透到國外市場，那么，它們還能夠直接地在外國市場上從外國廠商那里攫取壟斷租金。

如果說出口補貼為本國企業贏得了在國外市場上的戰略優勢，那么，關稅能夠為它們培育在本國市場上的戰略優勢。在這個意義上說，戰略性關稅政策堪稱新保護主義的又一大杰作。

無獨有偶，首創戰略性關稅政策的仍然是布朗德和斯潘塞。1981年和1984年，他們提出并論證了戰略性關稅政策的基本思想。他們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壟斷生產者的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因而能夠賺取壟斷利潤。每當一個國家進口這類商品時，就等于向外國出口商支付了一筆壟斷租金。外國廠商為了能夠長期獨享這種壟斷租金，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止當地新廠商進入該市場。外國壟斷廠商首先考慮的策略是選擇一定的出口量，占領住一大塊市場，使當地新進入廠商的產量達不到足以覆蓋成本的程度，即讓進入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進入，從而達到有效阻遏本國廠商進入之目的。

在本國新廠商受阻而尚未進入市場的情況下，本國政府可以先運用關稅工具抽取外國壟斷廠商的部分壟斷租金。只要該國的需求曲線富有彈性，關稅的提高必然會迫使外國廠商自行降低其原先制定的高額壟斷價格，而且這部分壓價造成的損失由外商自己承擔吸收。當然，還有一部分關稅通過提高進口商品價格的方式轉嫁到國內消費者身上，從而部分抵消轉移利潤的效果。此外，整個世界也會有凈損失。但僅就本國利益而言，關稅作為增加收入的手段在無潛在進入者的情況下不失為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政策措施，因為收入的這種增加是從外國人那里而不是從本國居民身上提取的。進一步說，如果本國政府將關稅收入全部用于補貼本國消費者，則關稅能夠在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部分壟斷利潤的轉移，從而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水平。

上述考察表明，旨在改善貿易條件的關稅戰略，實與傳統的最優關稅理論的政策主張如出一轍。兩者的區別在于，戰略性關稅政策并不苛求征收關稅的國家必須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大國（即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制定者）。只要外國壟斷廠商索要的價格高于其邊際成本，只要能夠在國內市場和其它市場間采取歧視性價格并杜絕套購現象，那么，通過制定適當的關稅政策就有可能降低價格，這種運用壓價戰略抽取壟斷租金的低度關稅可望被外國企業完全吸收掉。

隨著一國政府運用關稅政策的力度增強，吸引該國新廠商進入的潛在可能性不斷增大。當國內新廠商欲進入市場時，本國政府運用關稅政策的著眼點在于誘使外國廠商放棄阻止本國廠商進入的競爭戰略，為本國廠商打入被外商占領的國內市場創造條件，使之能開展經營并獲利，以便從外商手中奪回部分壟斷利潤，減少壟斷租金外流。政府可以先將關稅從較低的水平提高到略低于使外商放棄阻止本國廠商進入的最低邊際關稅，然后，相機地分期提高關稅稅率，隨著關稅的不斷提高，本國關稅收入將漸漸增多，加之商品價格提高，吸引本國廠商進入的戰略也逐漸奏效。形勢的演變對外商越來越不利，直至關稅升至某一水平，外商放棄阻止進入戰略，讓渡部分市場，據守作為價格領導者的產量之上。

只要新廠商進入的成本（尤其是固定成本）不是太大，其利潤可能會很高，因此，本國政府分期增加關稅到一定量，使本國廠商能與外國廠商分享市場份額，則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是完全可能的。當然，本國新廠商進入市場后，總消費量要減少，關稅收入也會隨進口減少而下降，只有當國內廠商所獲的利潤（從外國廠商的壟斷租金轉移而來）足以抵償上述損失有余時，本國方能獲得凈收益。實際上，本國廠商一旦在與外商的激烈競爭中生存下來，站穩腳根，就極可能轉而向外國出口，直接與外國壟斷廠商較量，分享外國市場上的壟斷利潤，在本國市場演出的那一幕就很可能在外國市場上重演。新廠商可以利用從國內外兩個市場上獲得的利潤來彌補最初投下的固定成本，同時彌補提高關稅造成的本國進口萎縮與消費者剩余方面的福利損失。由此可見，新廠商在兩個市場上伺機進入的潛在可能性，對本國政府關稅政策的運用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布朗德和斯潘塞的戰略性關稅政策理論表明，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可以利用關稅來刺激國內生產和提取外國壟斷租金。盡管這兩位學者一再聲明，他們只是指出關稅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戰略性運用的可行性，而實際上并不贊成付諸實踐。但偏激的保護主義者仍可能利用這一武器殺傷他人。殊不知，這是一柄雙刃劍，一旦引發大規模的、不斷升級的關稅戰，其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這與新古典主義的最佳關稅戰略的后果并無二致。在我們看來，布朗德和斯潘塞用經濟學的語言生動地描述了一場壟斷者之間驚心動魄的現代經濟戰爭：國家儼然是壟斷資本的總代表，它巧妙地運用最佳關稅戰略維護著本國民族壟斷資本的權益。但即使在關稅不斷增高時，外國壟斷廠商仍可以本國壟斷價格所獲得的壟斷利潤為依托，節節退守，步步為營，直至喪失獨霸地位。而本國廠商則以關稅為后盾頻頻進攻，步步緊逼，直至跨出國界，染指他人地盤，在這一過程中將別國的市場份額和壟斷利潤轉歸己有。在這一方面，經濟學的分析是深刻而準確的，它有助于人們理解和把握所謂的“戰略性關稅政策”的實質和后果。

四、克魯格曼“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

1984年，美國學者克魯格曼指出，在寡頭壟斷市場和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可以發揮促進出口的作用。在自由貿易者看來，這無異于異端邪說。然而，不管它多么離奇怪誕，在理論邏輯上卻是講得通的。誠然，在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條件下，對一種產品無論怎樣保護也永遠不會使其成為出口商品。但是，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的條件下，一個在受到保護的國內市場上從事生產的企業卻能夠通過擴大生產獲得靜態的規模經濟效益，不斷降低自己的邊際生產成本；能夠通過大量銷售積累經驗使成本沿著學習曲線不斷下降，利潤足以覆蓋和補償研究與開發的成本；能夠通過歧視性價格的做法，在國內市場上索取高價，在國外市場實行傾銷，使自己低成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國外市場。克魯格曼關于“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使得人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發生作用的機理、條件及其后果看得更清。

克魯格曼的模型有兩個基本假定：其一，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分隔。各國寡頭廠商的行為可以主宰價格的浮沉，且能在不同的市場上索要不同的價格，它們通過相互傾銷向對方市場滲透，并在第三國市場上展開競爭。其二，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隨產出的增加而下降，邊際成本曲線向下傾斜。在上述假定下，一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關稅或配額）全部或局部封閉本國市場，賦予本國企業在特定市場上的特權地位，受到保護的企業的銷售會增加，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擴大而遞減，而外國企業的銷售會減少，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縮小而遞增，質言之，該國的進口保護措施為本國企業提供了超過其國外競爭者的規模經濟優勢，這種規模經營優勢將轉化為更低的邊際成本和更高的市場份額。其結果，貿易障礙的設立進一步增強了本國廠商在對方國家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外國廠商在本國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是由于產量—邊際成本—產量之間存在著交互饋贈、相互強化的作用機制，政府通過保護某一個市場可以為本國企業帶來滾動增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并會波及其余未受保護的市場，該國將能在所有市場上擴大本國的銷售量和減少外國的銷售量。

在動態規模經濟條件下，進口保護也能達到促進出口之目的。當某產業處于研究開發牽引增長或邊干邊學的動態發展過程時，規模經濟表現為生產的邊際成本隨研究開發支出的增加或生產銷售經驗的積累而趨于下降。因此，為本國廠商保護或保留國內市場將有助于實現本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降低和外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增加，而本國廠商一旦在邊際生產成本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便可達到出口促銷的目的。日本發展半導體工業時的所作所為堪稱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克魯格曼曾對16K計算機存儲器市場競爭做過一個模擬分析，他認為，日本在本國這項工業起飛時采取了種種不公開的保護措施，這一保護主義行動相當于26%的不公開關稅，正是靠這一點才使當時日本三家半導體企業得以生存，否則，沒有任何一家廠商能夠在美國廠商強大有力的競爭下幸存下來。通過為本國企業保留國內市場，日本發展了本不可能獨立生存的半導體制造業。在不斷進行研究開發活動和積累生產銷售經驗的基礎上，日本終于脫穎而出，現已躍居半導體的主要出口國。日本廠商在擴大出口的過程中，逐漸地蠶食美國廠商在本土和第三國市場上的壟斷租金或經濟利潤。

五、對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支持：外部經濟模型

西方學者認為，在技術、知識密集程度最高、與國家利益和聲望關系最大的高新技術產業中，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最有用武之地的，政府的人為干預政策也是最值得的。而這一切都與高技術產業特有的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應密不可分。

所謂外部經濟效應（Externalities，亦稱外差效應），是指一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產生的有利影響，即該項經濟活動產生的收益不僅限于自身，還惠及其他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從而產生額外的收益，而該單位并未根據這種影響從其他單位獲得相應的報酬。新興的高技術產業就往往具有這種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果，它們一旦成長為戰略性支柱工業，其創造的知識、技術和創新產品將對全社會的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些高技術先行企業在創建新興產業的過程中，通常要花費研究開發的巨額支出，承擔投資失敗的巨大風險，而它們的一部分知識貢獻及其產生的利潤卻無償地外溢到別的廠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相偏離，這意味著價格機制受到嚴重扭曲，甚至造成市場失靈。如果這些企業得不到政府某種形式的補償或扶持，它們就會喪失投資于高技術產業的原動力和積極性，而這將有損于整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前景和未來戰略地位。

在高技術產業（如計算機、電子和航空工業）中，許多公司的中心職能便是以多種方式生產知識，它們將大量資源用于提高技術水平，或直接地在研究開發活動上支出，或愿意承擔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最初的損失以獲得經驗。盡管別的產業也有諸如此類的活動，但高技術部門在知識方面的投資是其經營活動中壓倒一切的核心部分。高技術部門一方面能夠從知識投資中獲得部分利益（否則它們不會投資），但另一方面又無力捕獲全部利益，一部分利益將通過摹仿、盜用創新者的知識、技術而落入其他廠商之手。由于專利法對創新者提供的保護十分微弱，所以，自由放任環境中的高技術企業對創新缺乏應有的沖動和力度。針對上述情況，產業政策和貿易干預的要旨就在于將那些頗具潛在競爭優勢且有深遠外部影響的高技術產業列為目標產業，進行適當的扶持和保護，以便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在宏觀范圍內追尋和謀求可觀的外部經濟利益。

西方學者認為，即使對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高技術產業進行必要的保護，政府在具體制定和實施補貼政策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對下述問題予以特別的注意：第一，政府的補貼政策必須確保落實到真正的高技術企業及其研究與開發活動本身。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可以申請將研究開發費用作為一種現時支出，在公司利潤稅中加以扣除，各國政府都在競相補貼研究與開發活動，大力鼓勵發展高技術部門。但這里仍有一個補貼能否落到實處的問題。這是因為，盡管創造新知識的高技術產業可能產生額外的社會效益，然而，即便在一個高技術產業中總有相當一部分廠商并未參與知識的創造，因此，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只應對實際從事知識創造的高技術企業施以補貼，而對高技術產業中資本要素或非技術工人的一般運用沒有理由給予補貼，此其一；創新技術在絕大多數非高技術產業中外溢、傳播的范圍是有限的。只有在確實發生市場失靈的經濟活動中才應運用貿易干預與產業政策，以便補貼那些不能從知識創造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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