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域際和國際貿易是誰的書(學習《國際貿易》這門課程的體會和收獲)

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借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并整頓了德國國防軍，并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后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于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后將只購買德國軍火，并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筑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后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伙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于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后，中德雙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并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托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于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并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后，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系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臺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后還有余。九十九臺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一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噸黃豆、一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一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準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余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并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于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于同年7月離華。

最后，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后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后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注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系到中國的秘密條款，并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共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共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一的愿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一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一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并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一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里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一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后，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一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采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愿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于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并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雇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于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一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并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共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愿意同中國談判，并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于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并沒有放松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采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一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一條，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共同實行防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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