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大宗貿易資金穿透(如何看待2017年的經濟形勢)

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后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征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拔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陜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并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 220萬兩，勻作 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于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余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匯兌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四國借款”

承辦“四國借款”

《馬關條約》簽訂后，對日賠款二億兩，后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余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余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余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采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于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陜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于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從19世紀50年代以后，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 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后，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 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 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 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 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 1%。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巖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后可以獨占全國了。他們仿佛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臺，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臺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后，維系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

6政府政策編輯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兌到禁止到開放，一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兌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于捻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戶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兌，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兌功能，為各省匯兌資助太后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一新，贏得清政府的贊許與業務準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匯兌中，先后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一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兌，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據，稅收短絀，支大于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兌，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兌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兌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系，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并匯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經費后，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回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咨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并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并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著與官府的業務聯系與關系密切，票號將自己的注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兌、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系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里，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著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準信用貨幣時代，并愈來愈成為一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著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范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

7影響力編輯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志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莊遍于通國，名譽著于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于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于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象空間[1]

8理念領先編輯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領導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后將近一個世紀里，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并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并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9衰落編輯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于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巖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后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后，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并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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