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而絕無活路”。為了謀求生活，人們不得不翻山越嶺，或順新安江而下，去毗鄰的經濟相對發達的蘇杭一帶經商，至今黃山還流傳一句民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久而久之，經商成為古徽州人的傳統習俗。明朝王世貞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這就是說每十個徽州人中，就有七個在外經商。二是徽州本土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環境結構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資源也就十分豐富，盛產茶葉、木材、中草藥，土特產非常多。另外，與山區經濟相關聯的徽州手工業品也極為豐富，如陶瓷、徽墨、歙硯、漆器等。他們只有把這些東西輸出去，方可換取徽民們生活所需的糧、油、鹽等，才能達到互補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遷都江南的契機。徽州緊靠南宋王朝都城臨安，徽商充分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萬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賈出現。四是徽州擁有以新安江為主的縱橫水系，極大地便利著徽商對商品的運輸。 徽商經營物類很廣，“其貨無所不居”，而以鹽、茶、木、典當四者為大宗。首先是鹽商，“新安多大賈，其居鹽者最豪”。徽人業鹽開始于宋元，盛于明中葉，特別是“開中折色法”實行后，徽人大肆進入兩淮業鹽。“兩淮八總商，邑（歙縣）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如歙人江春，業鹽揚州，曾任兩淮鹽業總商達40余年，富可敵國，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鋪張接駕，“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黃氏夫婦為討好南巡揚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數千，一夜造成“三賢祠”，乾隆爺見后嘆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國許多城市開設了茶號，如乾隆時，僅北京就有徽人開的茶行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數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產木材，木商不僅有行商，還開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創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業公所”，參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當業。“徽商開當，遍于江北”。徽州典當，強化薄利多貸，便民濟貧，故深得人們歡迎，競爭力也很強。 徽商之所以能在眾商幫中稱雄，重要的還在于有高明的經營藝術。賈儒結合是徽商的重要特點，由此決定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為求商德，徽商以誠待人，“忠誠立質”，廣得人緣。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價，童叟無欺。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質量，“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清婺源商朱文熾貿茶珠江，每當出售新茶過期后，再貿總要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場行情，也是徽商經營致富的一個重經秘訣。明中葉，歙商江才認為：“丈夫當觀時變，察低昂，立致富貴耳。”徽商為保證自己經商不敗，除有商德外，還必須工心計，多謀略。徽商還特別注意對外廣交誼，結人緣，對內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與內部環境。徽商賈而好儒，“賈為厚利、儒為名高”。逐名高是為了大名聲，而大名聲，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增加無形資產。可以說，徽商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從南宋后開始崛起，至明清達到鼎盛，馳騁中國商界長達三四百年，影響深遠。“鉆天洞庭遍地徽”說的是徽商在空間上的影響，即徽商無孔不入，足跡遍天下。徽商足跡遍天下，首先是遍及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省府州縣的都會城市。舉北京說，明隆慶年間，“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萬計”。除都會城市外，徽商還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遠及僻遠周邊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另外，徽商不僅在大陸做生意，還貿易海上，足跡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當時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貿易實屬走私，因此屢遭打擊。王直于是結集自己的海上武裝，與官府作對，竟借居日本的海島，自立為主，自稱“徽王”，嘯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亂”。諺語“無徽不成鎮”精煉地反映了徽商對市鎮發展的深刻影響。按字面理解是：一個市鎮，如果沒有徽商在此的活動，則難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市鎮。具體地說，它有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一個原本是平淡僻小的鄉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市鎮；二是一個原本是市鎮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則它的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會走向繁榮昌盛；三是一個市鎮，如果它沒有徽商或者說過去有徽商曾繁榮，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則這個市鎮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時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幫，明時已成為商界一支勁旅，清時則躍居為十大商幫之首，其中有兩大特點有別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點是以宗族鄉里為紐帶。“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鄉土觀念十分濃厚，徽州商幫就是以同族或同鄉為紐帶組織發展起來的。明清時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揚州、武漢等許多城市，都集資修建了專供徽州籍商人活動的公共場所——會館。在有些城市還專門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學館，以維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鄉土情結。會館作為聯絡同鄉感情、交流商業信息、維護徽商利益的機構，對徽商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賈而好儒”，賈仕結合，官賈儒三位一體。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界競爭日趨激烈，這就要求經商者對市場、自然、社會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同時要求經商者具備一定的管理和組織才能。具備這兩點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由于徽商“賈而好儒”，許多經商者都受過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較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活動中，注重職業道德和商業信譽，善于運用高明的經營藝術。在中國封建社會，“士、農、學、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為生存和競爭考慮，賈仕結合，通過攀迎封建勢力，以改善環境。徽商結交官宦以至天子，大鹽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賈進仕，績溪人胡雪巖就是著名的“紅頂商人”。徽商還充分利用鄉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個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賈仕結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會地位，從而獲得極大的無形資產；獲得較好的政策環境和政治保護，并可享受封建特權，利于壟斷。 山西商幫與徽州商幫在明代本是勢力相當的兩大商幫，但到明代后期，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便每況愈下，而徽商卻迅猛發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條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而徽商卻好儒學。據有關材料記載，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從賈，而命中材以下者讀書應試，結果，從賈者無文化知識，商業經營大受影響，讀書者才智平庸，難中科舉。如此以來，怎能敵過賈儒結合、練達明敏的徽商。徽商“賈而好儒”的主要表現就是十分重視智力投資，重視教育。“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以及“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從這些對聯民諺中我們就不難看出徽商對教育的重視。清康熙年間統計，徽州六縣有社學462所。《休寧縣志》載：“明代徽州56萬人口，書院多達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書聲朗”之稱。由于徽商重視智力投資，大力捐資興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為海內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靠的是人，是一種精神，有人以“徽駱駝”來比喻。它至少反映四個層面的內容。一、不甘窮苦，矢志千里，勇于開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執著追求，銳意進取的精神。三、不辭勞苦，克勤克儉，艱苦奮斗的精神。四、不作內耗，整體一致，團結協作的精神。 “花無百日紅”，有些朋友會問到這么一個大的商幫是怎樣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間，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使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徽州鹽商首當其沖，損失慘重。二、清咸豐年間試行鈔法的失敗，給經營錢莊的徽商打擊也是巨大的。后來清政府對典當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實行“厘金”的政策對經營典當和長途販運徽商沖擊非同小可。三、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機器生產的工業商品以價廉質優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小手工業品根本無法與其抗衡。四、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太平軍與清軍在此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燒、殺、擄、掠，尸橫遍野，戰火連綿10年之久，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遭受嚴重的摧殘。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國初，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經濟基礎，以及賈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點，直接推動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與發達。所以說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動力，是徽州文化發展的“催化劑”。今天，時逢盛世，新徽商們正大力弘揚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風，以振興黃山經濟。徽商發展時期的特點
1、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等4艘，所銷之鹽占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后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徽商精神的內涵及現代價值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敏銳的創業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云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二、進取的人生態度。出于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三，誠信的處世風格。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于是“無商不奸”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后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斗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四、合作的人際關系。相對于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追求依然執著，善于處理同宗人士的關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系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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