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宋代海外貿易時間簡單圖(為什么宋朝是古代的文化高峰？)

“人身依附”向“契約關系”轉型。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于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制，但借科舉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宋寶佑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后，才產生了完全屬于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從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撲面而來。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宋人發現，“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里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于后世。”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四”的意思，是說從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于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社會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不憚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來臨的一般社會景象，不管是兩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四現在，我們從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主義制度之際，出現了一個特征，即由于經濟失調而產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開始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發布了一系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系，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催生出來的結果。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個系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與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范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法”：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為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征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制訂商業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歷代最具重商主義性格的一個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公司)、酒務(釀酒廠)、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青苗法、檢校庫、抵當所等。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歷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對商業發展無動于衷、碌碌無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擴展嗎?也許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國家重商政策對于資本主義之興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與京東路實行食鹽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則推行鹽引制(國家間接專賣)。按道理說，食鹽的禁榷應該會妨礙民間商品經濟的發育，遲滯資本主義的產生，但學者的研究卻發現，在宋朝的食鹽自由貿易區，“生產技術并無任何進步與創新，生產規模也未見擴大，鹽商的資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見不到特富的大鹽商”。倒是在推行鹽引制的禁榷區，“能夠發現生產技術和工藝的明顯改進與革新，井鹽生產似乎還出現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也能在實行鈔引制的東南鹽區見到發家致富的大鹽商”。正因為近代化的啟動與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后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英倫，還是后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制，即宣告王權制的來臨。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歷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君主獨裁”，只是表示一種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指政府機構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揮之下;而不是說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制，君主“以制命為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臺諫劾舉之”，即臺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制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臺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與郡縣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義，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升、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遞、審查、執行、反饋、問責，都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序可遵循，從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產生突破文官制的沖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干脆廢掉宰相，另立“內閣”，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惟獨宋朝三百余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制的“內朝”，文官制的運作非常穩定。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法治”是西方特產，中國的治理傳統是“人治”，但宋人并不這么認為，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于法。”所謂“任法”、“一聽于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宋朝法制體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宋人葉適這么描述道：“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匯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制訂出來了。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賣、借貸、財產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范。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如果我們同意前面對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么我們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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