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宋朝海外貿易中,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這表明在宋朝(北宋政治經濟文化？)

，故認為當時實際人口達11275萬，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約有2340萬戶、12600萬人。

三、文化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于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貧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登峰造極。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1、詩詞

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而宋朝的詞作品也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它與唐詩并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瑰寶。

北宋文壇群星薈萃，明代學者宋濂稱：“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為唐人，其余六人均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而北宋詞人眾多，佳篇迭出，可以說是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著名詞人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范仲淹、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

2、書畫

北宋涌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和畫家。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稱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眾人所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北宋畫家早期有李成、范寬、燕文貴、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趙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

首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東京開封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

3、史學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這兩部史籍都是紀傳體史書，這種體裁的史書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內容。《新唐書》由歐陽修主持編寫，《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書》不僅補了《舊唐書》之缺，對了解唐朝史書，也頗有幫助。《新五代史》相對《舊五代史》而言，取材廣泛，敘事生動。加上歐陽修文筆簡凈，因而更有可讀性。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馬遷并稱“兩司馬”，他的《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資治通鑒》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的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記載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30卷。該書“詳于理亂興衰”，在取材上“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顧炎武把《資治通鑒》視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4、哲學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理學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因理學家著重探討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邵雍 、程顥、程頤

絲綢的歷史

史前時期

這一時期的標志為從野蠶到家蠶的馴化，作為紡織纖維的繭絲利用。

殷商、西周、春秋時期 這一時期，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關于桑、蠶、絲、綢的紀事，表明桑、蠶、絲、綢生產已經興起，繅絲、織綢、染色等工藝技術初具雛形，成為社會生產中一個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周代絲綢生產已有較大發展，《尚書》的《禹貢》記載，當時中國九個州中有六個州都有絲綢貢品。中國絲綢和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開始東傳。

戰國、秦漢時期 這一時期，當時的政府推行“獎勵耕織，發展蠶桑”的政策，技術上總結了養蠶“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三伏三起，事乃大關”等經驗，規定了絲織品的規格，創造了使用梭子的腳踏提綜織機。無論絲綢生產工藝技術的提高、機具的創新，還是絲綢生產數量的增加，都是十分突出。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銷往歐亞，養蠶和繅絲、織綢技術亦隨之傳入西亞和歐洲諸國。絲綢產品和生產技術在對外經濟交流中的大量輸出，促進了世界絲綢業的興起和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曹操首創“畝課田租，戶調絹綿”的稅收法，諸葛亮提出“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北魏賈勰的《齊民要術》推進蠶業技術進步，蠶桑已成為民間普遍的家庭副業，是當時“莊園經濟”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區，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和政治局面的相對穩定，江南土地的開發、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加上各民族間的融合交流，絲綢加工技藝在吸取了一些少數民族的特有技藝后，得以提高和發展。南北朝時，中日兩國交往頻繁，日本派人到江浙一帶采購絲綢，并請織綢、裁縫工去日本傳授技藝，對發展日本絲綢業做出了貢獻。

隋唐、五代時期

這一時期，在我國絲綢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當時在農村規定，凡18歲以上男丁，分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種糧，20畝為“永業”，“永業”田每畝種桑50株的強制種桑政策，對富裕農民生活、促進絲綢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絲綢生產遍及全國，品種花色增多。隋朝已設置了專司染織生產的司染署，唐朝官營絲綢生產機構進一步增多（少府監下織染署，內作八使，內侍省下掖庭局，貴妃院，兩京及諸州官錦坊），對民間絲綢生產在質量、規格、藝術風格上進行管理。絲綢生產已有養蠶、織作、縫紉等分工，都市中出現了分工很細的手工作坊，實現了由征役勞動向雇傭勞動的轉化。唐代的絲綢貿易通過陸上、海上絲綢之路更加興旺發達，養蠶、繅絲、織綢技藝也傳向四面八方。

兩宋時期

這一時期，由于土地占有方式以及隨之而伴生的階級關系變革，人身依附關系進一步減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蠶桑絲綢業因此而得到推動。宋朝商品經濟空前繁榮，手工業和商業性城鎮大量增加，各行各業分工更細，海外貿易非常發達，通商國家和地區達到50多個，國內交流中已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商品經濟的發展，為絲綢生產的商品化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北宋后期的戰亂，北方絲綢業遭受重創，南方絲綢生產得到空前發展，全國絲綢生產中心南移到東南沿海。

元朝時期

元代的統治者在統一中國之前，即對經濟政策有所調整，“世祖及位之初，肯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注意保護生產力和生產資料。統一中國后，官方建立了農業管理機構——司農司，指導督促農業生產；編輯《農桑概要》，推廣先進生產技術；鼓勵墾荒，實行屯田，使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得到較快恢復和發展。西方的天文、歷法、算術、醫學傳入中國，中國的羅盤、火藥、印刷術也先后傳到國外。中外文化交流和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促進了絲綢技術水平的提高。黃河下游一帶的北方絲綢業得到回升，絲綢生產分工細致，織造技術提高；長江中下游的南方，絲綢生產重心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提升。

明朝時期

明初采取了集中力量發展墾荒、興修水利和振興農業的政策，改變了元朝手工業奴隸的身份，大大地解放了勞動生產力。世襲的手工業者除定期輪流應役外，大部分時間可以自己制造手工業品到市場出售，同時還減輕商業稅賦。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恢復，促進了蠶桑絲綢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明代已有不少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出版，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已對桑品種作了科學分類；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的《蠶桑篇》，對蠶桑生產有全面論述；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當時絲綢生產最重要的著作。明代絲綢海外貿易也發展很快，官府在廣州、泉州、寧波等地設置“市舶司”，壟斷外貿，并明文規定不得私人與洋人買賣。

清朝時期

北宋的歷史。和南宋有什么關系

宋朝開國時叫北宋，都城在汴梁（即今開封市）。后宋徽宗和宋欽宗被金所擄，趙構從金由北南逃，后重新建立宋氏江山，定都杭州，史稱南宋。

北宋和南宋主要是就其都城的北南地理位置而名的。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繁榮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權南遷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北宋，定都開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國又歸于統一，但由于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使北宋政權一直處于外族的危脅之中

五代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趙匡胤即位后，仍定都開封，改國號為宋，史稱北宋。經過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后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后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即位后，招降割據吳越的錢，平定北漢。于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陜西白于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北宋共歷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這長達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階段中，可劃分為前、中、后三個時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北宋統治者除了致力于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之外，著重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制度方面進行改革，以確保宋朝統治長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軍制改革。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采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面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權也帶來「強干弱枝」，地方權憲太小，軍隊戰斗力削弱等消極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統治時期。這一時期是北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由于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經濟制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制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52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都超過了前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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