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我國大型海外投資失敗案例(企業海外投資案例+分析+啟發)

海外投資的合法權益和其它正常的一切利益。這樣，中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就會“放一百個心”的在異國他鄉為祖國為人民“撈外快”“掙大錢”做更

大的貢獻。

我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損失的原因?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后，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御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并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里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于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準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準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卷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蕩，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爾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于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后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并非經常如此。更為準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于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于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于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于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于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于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后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蕩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于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后，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于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臺——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爾、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臺。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后，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涌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余，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準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筑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于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后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于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采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并放松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于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墻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余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后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后來往往會后悔不迭。

由于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后，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并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后，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于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

很赞哦!（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