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的理解(戰略貿易政策的戰略貿易政策的模型分析)

不斷下降，利潤足以覆蓋和補償研究與開發的成本；能夠通過歧視性價格的做法，在國內市場上索取高價，在國外市場實行傾銷，使自己低成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向國外市場。克魯格曼關于“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理論，使得人們對戰略性貿易政策發生作用的機理、條件及其后果看得更清。

克魯格曼的模型有兩個基本假定：其一，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分隔。各國寡頭廠商的行為可以主宰價格的浮沉，且能在不同的市場上索要不同的價格，它們通過相互傾銷向對方市場滲透，并在第三國市場上展開競爭。其二，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隨產出的增加而下降，邊際成本曲線向下傾斜。在上述假定下，一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關稅或配額）全部或局部封閉本國市場，賦予本國企業在特定市場上的特權地位，受到保護的企業的銷售會增加，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擴大而遞減，而外國企業的銷售會減少，其邊際成本將隨著生產縮小而遞增，質言之，該國的進口保護措施為本國企業提供了超過其國外競爭者的規模經濟優勢，這種規模經營優勢將轉化為更低的邊際成本和更高的市場份額。其結果，貿易障礙的設立進一步增強了本國廠商在對方國家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外國廠商在本國及第三國市場上的競爭力。正是由于產量—邊際成本—產量之間存在著交互饋贈、相互強化的作用機制，政府通過保護某一個市場可以為本國企業帶來滾動增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并會波及其余未受保護的市場，該國將能在所有市場上擴大本國的銷售量和減少外國的銷售量。

在動態規模經濟條件下，進口保護也能達到促進出口之目的。當某產業處于研究開發牽引增長或邊干邊學的動態發展過程時，規模經濟表現為生產的邊際成本隨研究開發支出的增加或生產銷售經驗的積累而趨于下降。因此，為本國廠商保護或保留國內市場將有助于實現本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降低和外國廠商邊際成本的相對增加，而本國廠商一旦在邊際生產成本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便可達到出口促銷的目的。日本發展半導體工業時的所作所為堪稱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克魯格曼曾對16K計算機存儲器市場競爭做過一個模擬分析，他認為，日本在本國這項工業起飛時采取了種種不公開的保護措施，這一保護主義行動相當于26%的不公開關稅，正是靠這一點才使當時日本三家半導體企業得以生存，否則，沒有任何一家廠商能夠在美國廠商強大有力的競爭下幸存下來。通過為本國企業保留國內市場，日本發展了本不可能獨立生存的半導體制造業。在不斷進行研究開發活動和積累生產銷售經驗的基礎上，日本終于脫穎而出，現已躍居半導體的主要出口國。日本廠商在擴大出口的過程中，逐漸地蠶食美國廠商在本土和第三國市場上的壟斷租金或經濟利潤。

五、對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支持：外部經濟模型

西方學者認為，在技術、知識密集程度最高、與國家利益和聲望關系最大的高新技術產業中，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最有用武之地的，政府的人為干預政策也是最值得的。而這一切都與高技術產業特有的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應密不可分。

所謂外部經濟效應（Externalities，亦稱外差效應），是指一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他經濟單位產生的有利影響，即該項經濟活動產生的收益不僅限于自身，還惠及其他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從而產生額外的收益，而該單位并未根據這種影響從其他單位獲得相應的報酬。新興的高技術產業就往往具有這種積極的外部經濟效果，它們一旦成長為戰略性支柱工業，其創造的知識、技術和創新產品將對全社會的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然而，這些高技術先行企業在創建新興產業的過程中，通常要花費研究開發的巨額支出，承擔投資失敗的巨大風險，而它們的一部分知識貢獻及其產生的利潤卻無償地外溢到別的廠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私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相偏離，這意味著價格機制受到嚴重扭曲，甚至造成市場失靈。如果這些企業得不到政府某種形式的補償或扶持，它們就會喪失投資于高技術產業的原動力和積極性，而這將有損于整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前景和未來戰略地位。

在高技術產業（如計算機、電子和航空工業）中，許多公司的中心職能便是以多種方式生產知識，它們將大量資源用于提高技術水平，或直接地在研究開發活動上支出，或愿意承擔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最初的損失以獲得經驗。盡管別的產業也有諸如此類的活動，但高技術部門在知識方面的投資是其經營活動中壓倒一切的核心部分。高技術部門一方面能夠從知識投資中獲得部分利益（否則它們不會投資），但另一方面又無力捕獲全部利益，一部分利益將通過摹仿、盜用創新者的知識、技術而落入其他廠商之手。由于專利法對創新者提供的保護十分微弱，所以，自由放任環境中的高技術企業對創新缺乏應有的沖動和力度。針對上述情況，產業政策和貿易干預的要旨就在于將那些頗具潛在競爭優勢且有深遠外部影響的高技術產業列為目標產業，進行適當的扶持和保護，以便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在宏觀范圍內追尋和謀求可觀的外部經濟利益。

西方學者認為，即使對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高技術產業進行必要的保護，政府在具體制定和實施補貼政策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對下述問題予以特別的注意：第一，政府的補貼政策必須確保落實到真正的高技術企業及其研究與開發活動本身。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可以申請將研究開發費用作為一種現時支出，在公司利潤稅中加以扣除，各國政府都在競相補貼研究與開發活動，大力鼓勵發展高技術部門。但這里仍有一個補貼能否落到實處的問題。這是因為，盡管創造新知識的高技術產業可能產生額外的社會效益，然而，即便在一個高技術產業中總有相當一部分廠商并未參與知識的創造，因此，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只應對實際從事知識創造的高技術企業施以補貼，而對高技術產業中資本要素或非技術工人的一般運用沒有理由給予補貼，此其一；創新技術在絕大多數非高技術產業中外溢、傳播的范圍是有限的。只有在確實發生市場失靈的經濟活動中才應運用貿易干預與產業政策，以便補貼那些不能從知識創造中獲益的廠商。若對一組正在孕育新知識的產業普遍給予補貼，則無異于撒胡椒面，真正需要幫助的企業并不能得到有力的扶持，此其二；在實踐中，很難確切判斷一家廠商是否正在從事研究開發和知識創造。若對研究開發（R&D）界定不嚴則可能導致濫用補貼，例如，為了多要補貼，公司有可能將與知識開發無關的費用塞到科技開發部門的預算中。若界定過嚴又可能引起補貼不到位。大型官辦研究機構一般不難申請到資金配置，小型民辦研究單位則較難通過項目論證獲取補貼，而后者卻多有新思想、新知識之發軔，實為最需扶助之處，此其三。

第二，政府給予多少補貼合適應視目標性高技術產業的技術外溢效應的重要程度而定。實際上，這是一個如何確定最優補貼率的問題。但西方學者認為，由于外部經濟所具有的特殊性質，外部經濟效益并無市場價格可以明碼標價，如果人們很難準確地對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估值，那么，最優補貼率也就無從談起了。進一步說，即便高技術產業業已顯現出強大的外部經濟效應，但這種外溢效應并不僅局限于國內，它必然會隨著資本與技術要素的國際流動而蔓延到其它國家，換言之，一國知識創造帶來的利潤可能會有相當部分被別國廠商無償地截獲，該國政府是否還積極支持這類產業自當三思而行了。例如，比利時廠商開發出一種新的煉鋼技術，但大多數摹仿這種新技術的廠商可能是別的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的廠商，而不是比利時的廠商。一個世界政府或許樂于補貼這類技術創新，因為它是值得的，但比利時政府決不會這樣做。

在我們看來，盡管上述有關高技術產業的外部經濟模型（亦即“技術外溢論”）算不上言之鑿鑿，但它與傳統的“幼稚產業論”一樣，仍是主張積極的產業政策和貿易干預的人比較明智和堂皇的一大理由。就一定范圍而言，這種對外部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引起的競爭，的確是造成當代國際貿易摩擦和沖突的原因之一，它對現存國際貿易的競爭規則形成了嚴重的挑戰。因此，這種所謂的“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義”也就有資格納入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成為其中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還必須指出，在當前世界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各國政府正競相通過補貼、增加研究開發經費和組織實施大型科研計劃等手段，大力扶持高科技產業的成長，增強本國戰略性工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以謀取規模經濟、外部經濟之類的額外收益，這一切正是外部經濟模型賴以建立的一個現實而又深刻的背景。

戰略貿易政策的實施戰略貿易政策的約束條件

戰略性貿易政策之所以冠以“戰略”一詞，蓋出于為獲取壟斷利潤（或曰經濟租金）而進行爭斗之緣故。應當承認，在特定的不完全競爭產業中，依據規模經濟來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不失為一種聰明的見識，何況在理論上也是講得通的。不過，許多嚴肅的學者（包括新貿易理論的提出者）不失清醒地提出，對這一政策務必深刻理解和正確把握，切不可片面夸大或曲解其功效，更不能不分場合地盲目濫用，以防貿易保護主義泛濫。

西方學者認為，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只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必要條件。除此以外，各國政府還必須擁有齊全可靠的信息，對實行政府干預（補貼）可能帶來的利潤（預期收益）胸中有數：接受補貼的企業確實能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保持住自身優越的壟斷地位；產品市場需求旺盛，能夠保證企業的規模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被保護的目標市場不會誘使新廠商加入；別國政府也不會采取相應的報復措施，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付諸實施的充分條件。倘若上述任何一個方面出現偏差，都可能削弱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際效果，甚至根本抵消這一政策的功效或帶來相反的結果。現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1、信息不完全引起政府決策失誤。一國政府制定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前提條件是搜集和掌握必要的、完整的信息，并能明智地駕馭和使用這些信息，舍此則無法制定恰如其份的干預政策。以前述波音與空中客車的競爭為例，實行干預政策的政府必須對航空工業的產業組織結構和市場競爭方式作出正確估價，對制造新式飛機面臨的市場需求和可能帶來的利潤心中有數。不管是本國公司決定單獨生產，還是外國競爭廠商決定加入市場，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只要出現計算錯誤，哪怕是極小的失誤，都將使該國經濟無法獲得預想的改善，而只會不斷地惡化。再者，戰略性貿易政策要求政府事先作出補貼承諾，即使事后虧損也不得更弦易轍，而一般很難獲得作政府決策所必需的全部信息，一旦政府判斷有誤，補貼失當，便會引起資源錯置，效率降低，雖鑄成大錯，政府還不得不自釀自飲苦酒。由此可見，信息不完全是推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一大障礙。

2、自由進入會導致壟斷利潤消失。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還必須考慮市場的組織結構。從市場結構特征來看，如果規模經濟程度非常高，只能允許一家企業贏利，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可能有助于實現轉移他人利潤的補衷；但若世界市場可以同時容納若干生產廠家，且各國都允許企業自由進入，則競爭機制便會自動消除企業夢寐以求的那部分經濟利潤，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效用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效。

3、爭奪資源有損于其它工業部門發展。一國政府利用補貼政策支持某一工業部門，往往是以損害國內其它工業部門為代價的。這是因為，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政府不可能對所有的部門實行補貼，這種補貼意味著資源的再分配，得到補貼的出口部門必然會從其它一些部門抽取資源。補貼優惠雖然降低了特定產業的邊際成本，但卻提高了其它產業的邊際成本，因而會阻礙后者的發展（至少在最初一個時期是如此）。更何況，被抽走資源的部門中或許也存在著具有潛在優勢而未被充分認識的目標產業。當各行各業都試圖尋求政府扶助時，找到恰當的方式，對合適的企業給予支持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在這方面一旦出現失誤，就有可能保護國內落后的部門，從而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4、輪番報復引致兩敗俱傷。布朗德——斯潘塞分析的另一缺陷是，本國政府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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