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的主要特點(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40年擴張的效應

在40年中國對外貿易擴張效應中最值得強調的3個效應分別是：經濟增長效應，外貿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制度改革效應，外貿倒逼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種倒逼的力量和機制；重要行業的激發效應，因為很多行業是從貿易發端的。

1.經濟增長效應

研究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有兩個線索難以回避。

一是需求方面“三駕馬車”中的貿易貢獻率。外貿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化呈現3個階段：1994年匯率并軌以前的震蕩階段，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忽高忽低；1994～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相對穩定階段；2008年之后外貿貢獻率呈現下降態勢的階段（見圖3），進出口差額的變化也反映了這樣的態勢。

1978～2017年40年間，外貿順差30年，逆差10年，累計順差4萬多億美元。可見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非常明顯。

另一個線索是作為發展中國家背景的外匯缺口，即國際收支變化對于經濟穩定增長的效應。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多年間，中國一直承受著嚴重的兩缺口約束，即錢納里教授提出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其中外匯缺口大小可以用特里芬（Triffin，1960）的外匯儲備與進口外匯需求比作為參照。他認為一個國家適度的外匯儲備最少應能支撐3個月的進口外匯需求。

回看中國過往40年的數據，按照這個比率的變化可以分為4個較為明確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3年，為外匯缺口較為嚴重的階段。這期間外匯與進口月份比最低為1個月不到（0.78個月），最高不超過5個月，平均不到四個半月。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4年匯率并軌到2001年加入WTO期間，可以稱作突破外匯缺口的階段。這期間外匯儲備與進口月份比從2.45個月迅速增加到10個月左右，最高的時候達到12.4個月。

第三個階段是2001～2008年，為外儲快速增長的時段。2001年大約可以支撐11個月的進口，到2008年時可以支撐28.6個月的進口。

2009年迄今為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外匯儲備流失風險增加，外匯儲備與進口月份比下降。

在上述4個階段內，外貿對于外匯儲備的影響巨大，且越到后期外貿順差對于外匯儲備的影響越大。外貿再加上引進外資合力幫助中國突破了外匯缺口。由于有了充裕的外匯儲備，從而穩定了人民幣匯率。匯率的穩定是經濟增長穩定的前提，故而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間接貢獻。

2.制度改革效應

回望40年體制改革史可以看出，中國在許多領域的制度改革往往由外貿行業開始。1979年中央正式批準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當時主要考慮出口創匯，故而最初提出開辦“出口特區”，1980年才改為經濟特區；1984年5月開放14個沿海城市也是從促進外貿出口著眼的。

由此不難看出，為了突破外匯缺口需要設立“出口特區”，為了增加出口需要引進港資和外資，而這些“出口特區”發展成經濟特區；此外1986年中國參加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由此開始倒逼國內體制改革。

由此可見，所有這些行業的改革都源起于貿易的開放，并隨著貿易開放度的擴大而擴大，貿易的確發揮了某種倒逼改革的效應。

3.產業觸發效應

對外貿易觸發了中國一些最重要行業的產生，促成了一些原有產業脫胎換骨式的發展，成就了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最值得一提的標志性事件當屬1978年12月上海寶鋼的開建。當時寶鋼引進了新日鐵的全套設備，因耗資巨大而遭質疑，但到2001年中國的鋼產量居然躍居世界第一。

回頭去看，中國作為全球超級鋼鐵大國的第一個觸發器無疑是貿易。實際上，通過外貿引進生產線是中國許多新興產業的起步模式：1980年中國引進100條彩電裝配線，1990年末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彩電生產國；1985年成立上海大眾引進德國汽車制造線，2000年中國轎車產銷量世界第一……

這些都是從外貿開始的，所以說貿易是成就中國制造業大國地位的觸發器和發動機。

中國外貿：40年貿易政策的演進

4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大體上可以這樣概括：以保護為主，實現被動與循序漸進的貿易自由化。

按照官方數據，加入WTO之前中國每年的關稅和每年的進口額之比一度呈下降趨勢，但加入WTO之后突然增加了進口商品增值稅和進口商品消費稅，再加上原有的關稅，三項稅收占進口額的比值在2001年后呈現持續上升態勢。

還有一個數據就是出口退稅的力度。雖然出口退稅是合乎國際規范的，但退稅力度的變化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著貿易政策的基調。而出口退稅額除以總出口額這個比例也在持續上升。

中國外貿：40年累積的約束條件與面臨的選擇

我國下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約束條件急劇增加，最主要的約束條件可以用3個“關鍵詞”概括：

第一個是“透支”。

實際上是二重的透支：一重是透支了國際市場。2013年中國出口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經濟總量只相當于美國的57.6%，離第一經濟大國還差一大截，和日本昔日的趕超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已經看到，在日本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的53%時（1990年），其外貿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60%，而當其經濟總量相當于美國的71%時（1995年），其外貿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62%。

這就是說，日本趕超的路徑是經濟增長高于外貿增長，因而意味著國內市場發展快于國際市場。中國的情形是，在經濟總量尚未達到美國7成之前，貿易早已超越美國，而持續的貿易順差意味著出口早已把美國甩在了后面。

這種態勢隱含的問題實際上是對國際市場的某種透支，限制了外貿尤其是出口的進一步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近年頻發的貿易摩擦。

另一重是透支了經濟全球化。確切地說，是預先支取了經濟全球化的利益。近年來圍繞經濟全球化利益研究的結論驚人的一致，即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經濟全球化新階段，最大的贏家是中國。尤其是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占盡先機，獲得巨大的利益。

第二個是“滯后”，這是就外貿體制與政策調整而言的。

40年來，中國外貿體制與政策的調整與改革持續滯后于經濟轉型要求的現象越到后期越明顯。到了后期，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召喚雙向貿易和更加開放的國內市場，但貿易體制和政策長期堅持的是保護為主和消極自由化的基調，以及促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體系。

這方面最明顯的證據是，雙向貿易戰略已經提出了將近十年，但體制和政策到目前為止依然是趨向促進出口抑制進口。這導致了中國長期以來出口大于進口，無法發揮第一貿易大國的“市場力量”。

第三個是“依賴”。經過40年保護為主有限開放為輔的貿易政策與體制的持續“打磨”，中國的產業嚴重依賴全球價值鏈，對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日韓、歐盟等發達經濟體依賴度非常高（見圖9）。

這種依賴埋下了諸多風險，令中國與幾大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關系顯得極其重要，略有風吹草動就會危及中國制造業的供應鏈。

基于以上分析，關于下一步中國外貿發展的選擇有以下兩個趨向性判斷：

（1）雙向貿易體系與政策體制的構建勢在必行，上海“進博會”實際上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號。

（2）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能持續下去，尤其是和美國的雙邊關系不能脫鉤。實際上，回看40年中國外貿的發展，穩定的中美關系是個非常重要的促進因素。

來源/《世界經濟研究》2019年第2期（較原文有刪減）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經歷了以下方面的變化：

衣：改革開放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商品供應嚴重匱乏，人們買衣服要憑布票，且數量有限，色彩和樣式單調。改革開放后，隨著物質的豐富和思想的解放，人們的衣著變得豐富多彩，不少人穿上名牌服裝或時裝，服飾已不僅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們顯示風度、展示個性的方式。

食：改革開放前，食物匱乏、單調，人們的營養嚴重不足，有些農村甚至沒有解決最基本的溫飽問題。改革開放后，十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人們不但能“吃飽”，還要“吃好”，講究營養均衡，粗細搭配，綠色食品等科學衛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住：改革開放前，人們的居住條件較差。改革開放后，不僅人均居住面積大，而且室內裝修和居住環境也有明顯的改善。

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鐵路、公路和航線的增長都很快。

用：改革開放前，代表著當時生活水平的“四大件”是縫紉機、自行車、手表和收音機。改革開放后，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電話、電腦、手機已相當普及。

沒有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什么

我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階段；

19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體由封閉轉向開放；1994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一、第一階段——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1952-1978）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進出口公司壟斷，依國民經濟計劃統一制定貿易計劃執行進口和出口。出口是為了進口，進口主要為填補國內生產能力和需求的缺口。

因此，人民幣匯率可以定在任意水平，匯率的高低反映不出外匯的供求水平，也不會影響國內價格水平和進出口。匯率的存在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會計核算的工具，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并不密切，只有在外幣升值或貶值時，人民幣官方匯率才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這一階段中，發生過影響全世界匯率制度的國際事件，那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我國在此事爆發的前后對匯率制度也進行了一些調整。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1973年2月），西方很多國家都采取固定匯率制度，中國為了維持人民幣的穩定，很少對名義匯率進行調整，并且在這一階段，國內物價波動不大，因此從圖中可以發現這一階段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西方列國普遍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我國也依據西方各國的貨幣價值和物價水平，選取“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進行調整。但由于此時中國并沒有迎來改革開放的浪潮，封閉的經濟環境其對匯率的調整也只是在做表面工作，中國經濟與匯率變化并沒有發生實際的聯系。

在改革開放之前，外匯是由國家集中管理，官方名義匯率是由國家擬定，名義匯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是根據國外匯率的變化進行調整，較平穩的實際匯率曲線可能正是由于官方通過調整名義匯率以保持穩定的實際匯率的結果。

另外，可以清楚地發現這一階段中人均實際GDP大幅下降，從1952年的0.7下降至1978年的0.1。這可能是受到這一時期人口數量大幅增長的影響。據1953年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當時總人口只有6億人，而到1980年人口數已增至10億人。

二、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到年代中期（1979-1993）

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除了對內發布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同時，在1979年確定了珠海、深圳、和汕頭三個經濟特區，并將這三個特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點城市。歷史證明這三個特區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隨后中國在各個城市加大對外開放力度，逐漸確立將出口業、旅

很赞哦!（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