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明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及在周邊貿易中的優勢(明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及其成因)

，除少數與當地人即朝鮮李朝治下的臣民融合為一體者外。如此重大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原因和條件是什么？下面將逐一探討。

1638年朱明王朝建立，在東北地區一面派遣大軍征討蒙元殘余勢力，一面派遣官員深入各民族地區，宣諭明朝政策，對各族首領進行招撫。地處朝鮮半島南部的高麗王朝已進入末世階段，還念念不忘向北擴張。高麗原為元朝藩屬，見元室垮臺明室初立，企圖趁機擴大北疆。于是遣官向明朝請求土地，要求鐵嶺以北歸其版圖。明朝則認為故元土地、人民、藩屬都應該歸屬于明，高麗朝按道理按勢力大小來說，都應該遞表稱藩屬，所以朱元璋對禮部尚書李原名說：“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于遼，況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為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為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為界，從古自為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為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遠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偽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1。朱元璋斥責了高麗王的貪求，同時表明不在乎數州之地、不與小邦計較的容讓風格，并且按照高麗所要求的那樣以鴨綠江為界。自此劃定鴨綠江以南歸高麗，以滿足其擴疆之請。李成桂為高麗朝臣，發動政變推翻高麗朝建立李朝，其為太祖。成桂領略過明軍的威力，又為穩定國內反對派的攻擊，沒有向明朝提出進一步的疆域要求。

明奴兒干都司行政區域與朝鮮邊境 永樂元年至宣德八年（1403至1433年）

明成祖朱棣繼位以后，繼承其父的遺志繼續在東北各民族地區招撫，設立衛所。與朱棣相繼繼位的是李朝太宗，新君上任宿念復發。永樂二年（1403年）五月間明朝欽差東寧衛千戶王修招諭三散、禿魯兀等11處女真人，以授官設衛。李朝立即向明廷提出請求，要將三散、禿魯兀等 11處地域劃歸自己版圖，使女真人附籍當差成為其子民。為討明廷喜歡特加一句，“十處地面皆在圣朝同仁之內，伏望圣慈許令上項人等仍舊安業，永沾圣澤” 2。朱棣學其父大度為懷，在千恩萬謝聲中，允許11處之請。李朝太宗于五年五月即明永樂三年（1404年）接到了“欽蒙敕旨”，立刻表示“臣與一國臣民感激不已”3。與此同時，李朝又提出進一步要求，即將11處之北的“猛哥貼木兒、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戶見居公貝僉鎮迤南境城地面，把兒遜、著和等并管下五十余戶見居公貝僉鎮迤南慶源地面”，也歸其所屬“附籍當差”4明廷沒有允準，于是李朝阻止欽差王教化的對猛哥貼木兒的招撫。此舉激了朱棣，他叱責說“東北面十一處人民二千余口，已皆準請，何惜猛哥貼木兒乎？猛哥貼木兒，皇后之親也。遣人招來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見人之大倫也。朕奪汝土地，則請之可也，皇親猛哥貼木兒，何關于汝乎？”李朝太宗聞訓立即表示歉意：“今聞皇帝之諭，不勝惶愧，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圖。貼木兒理宜督送，不可緩也；遣陪臣陳情，亦不可緩也”5。其實貪而無厭者并非太宗一人，以高麗朝為例，從其朝臣泣淚懇請出兵拓展此疆的狀況看，在統治集團中一直有股勢力意在于此。李朝也是這樣，有時李王是被迫做出擴張領土決策的。在李朝太宗聽到明廷訓斥之前即其使臣回來之前，李王已經后悔此舉：“予初不欲使李行計稟，帝已許東北面十一處人民矣。何顏更請此事”6？

繼太宗之后是世宗，李朝世宗并沒有接受教訓，在“開拓東北疆土”即驅趕女真人方面照前朝大有突破，將東北邊界推到圖們江，完成了空前絕后的“大業”。然而，祖輩生活在廣大疆土上的女真人既不愿意離故土，又不愿意服役當差。“朝鮮將移我等于內地，占為百姓，服役如李豆蘭管下，則我等子孫永不免服役之勞”7。但是自身生產力落后，社會組織結構仍以部落形式，經濟上的依賴性和組織上的分散，使之不能與李朝匹敵。明朝滿足于李朝的“侍大至誠”，忙于內爭、忙于安撫周邊，又地域廣大不在乎數百里或千里的疆土，只求管住女真人，使邊地相安無事，根本不能考慮其利益。所以，女真人抵制驅趕的斗爭是孤立無援的。李朝世宗以后開拓北疆主要與女真人爭奪，這一點朝鮮學者明確表示共識。

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朝鮮通史》中說：“在十五世紀我國對外關系上，女真問題頗為重要，因為這時我國大力開拓北方，它與女真有密切聯系”8。

讀《李朝實錄》從邊鎮名稱上看不出其開疆拓土的痕跡，其常常出現的北部邊境城鎮如慶源、慶興、茂山、慈城、閭廷等等，于500年間一直不變地使用著，這些城鎮就在今天的兩江沿岸。但細讀之則疑點逐漸增多。

比較明代后期與清代晚期對外貿易的不同之處

首先，明代后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民間貿易為主，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以官方為主。明代中后期由于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所以國家政策傾向于保守，政府明令禁止對外貿易；但是由于茶、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擁有巨大國際市場而且商路順暢，所以民間商人抵不住利益的誘惑。清政府雖然也秉承禁止對外貿易（保留對外出口——廣州），但是鴉片戰爭以后，清廷政策轉變，對外貿易是實現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所以大型采購、興辦大型工廠都是官府所為。

其次，明代的時候主要是向外輸出本國產品，當時明朝人口過億，勞動力和生產水平都大大超過海外，再加上產品的獨有性，商品幾乎都是對外傾出的。而清代則主要從國外輸入產品。清朝時，西方經過工業革命生產力大大超越中國，則理所當然產品向龐大中國市場傾銷。值得指出的是，中間使用的貨幣是美洲的白銀。

最后，明代晚期的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和西北、東北等疆域邊緣地區；而清代晚期的對外貿易則深入到沿江的內陸甚至其他地區。明朝由于是民間貿易，所以邊疆地帶有地理優勢。而清代在鴉片戰爭以后，陸續開放通商口岸，這其中就有內地的沿江等地，而且政府籌辦的民用、軍用工廠也有很多設立在內地。

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兩朝疆域差別很大，對西北方面的貿易也有很大不同。

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并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制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征收船稅的市舶使。④

唐朝采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筑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雇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雇傭外國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后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于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藥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藥、生姜、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姜、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⑥，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后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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