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重新強調和討論了(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楚呈現，不僅補充了他以往較少著墨的制度面向，并且勾劃出新教倫理所能同資本主義精神建立起「選擇性親近」的結構性格局。更進一步說，當韋伯梭巡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組合時，他不啻對所有西方的可比較狀況重行反省一遍，給予它們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扮演過的角色較妥當的定位。我們接著便以「國家結構」(Staats-struktur) 和「市民階層」 (Buergertum) 這兩個重點來點出韋伯從事比較研究的得益之處。

韋伯在《新教倫理》的論文中，并沒有充份討論「國家」的議題，一來是他專注于宗教的影響，二來則因為歐洲在十六世紀仍處在封建時期，民族國家和絕對王權正在醞釀，宗教不只獨立于政治權力范圍之外，甚至還具有「優位性」，足以型塑日后現代國家的模式（如「民主」制度和專業行政官僚體系）。由宗教倫理引燃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類似一項「自變量」，其在歷史變遷中的主動地位不容抹煞。但是，韋伯發現中國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國在公元前二世紀以來，便已創建出統一的帝國，并成功地阻止「再封建化」的種種嘗試。中國的中央集權政府及其家產制官僚組織早就具備了「巨靈」的性質，即使疏放式和行政管理無溝有效貫徹至村落自治體，卻對全國性的政治及經濟生活掌握著基本控制權。在此一支配格局下，任何自主的社會勢力不易真正立足，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韋伯于《儒教與道教》前半部對中國傳統貨幣制度、城市及行會等「對照點」的考察，令他引出的初步結論是：

「再一次，我們又回到老問題：從純粹的經濟角度而言，一個真正市民的、工業的資本主義，是有可能從我們上面提到的小資本主義之萌芽里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理由—大多與國家的結構有關—可以讓我們明了資本主義之所以沒能發展出來的這個事實。」（韋伯著，簡惠美譯，頁 164 ）。

投射回到歐洲，韋伯這時給予近代歐洲「缺乏」一個和平化統一帝國的外在條件高度的評價，他毫不猶豫地表示這是一個「不凡的例外」，因為帝國的俸祿階層會阻撓刺激經濟進步的必要競爭，并「窒息了行政運作、財政管理與經濟政策的理性化」（同上，頁 125 ）。 中國的歷史既定狀況先在這點上，便和歐洲有「不可共量」的差異，這里「沒有數個互相競爭的獨立國家隨時準備應戰之情況下的武裝和平，因此，在戰時公債與國家補給—為了戰爭的目的形勢下發展的資本主義現象，并沒有出現。」（同上，頁 168）同時，帝國統一之后，為了謀求資本的政治性競爭便消失了。中國也沒有海外的殖民關系，這也阻礙了西方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資本主義類型的發展。」（同上）我們可以說，韋伯透過比較不只是中國與歐洲歷史的對比，而且還有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與后來統一帝國時期的對比—將「國家結構」的因素放進了因果鏈鎖中，多少補充了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環，也讓導致發展的「前提」更為周延。

所謂「中世紀封建的中介階層」，其實便是「市民資產階級」的同義詞，在這里，韋伯對比了中國和歐洲另一個結構性的歧點，亦即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承載階層」不是沒有，但從未成為主導的力量，自然也無法經由內發的途徑發展出資本主義。相對地，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興市民階層，他們在宗教改革和其后的政治革命、工

巴羅內生增長理論

題目改成：巴羅的內生增長理論就好理解了。

理論簡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編輯本段

概述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于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量決定的，這些內生變量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么，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于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于企業層次上。最后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對于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并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于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于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于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買粉絲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于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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