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概括宋代海外貿易呈現出的新特點(（13分）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認為，宋朝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的時期。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各種動植物譜系。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的模式》詳細研究了 13 世紀中國農業達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農作物的品種及引進和改良、灌溉體系、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認為宋代中國已經發生了農業革命，南方成為全國的糧倉，大運河猶如一道商業通道，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的農業生產率。

出于農業生產和歷法制訂的需求，唐宋天文地理取得多項突破。僧一行（本名張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他精通佛學、歷法、數學和天文，是世界上最早準確測量子午線長度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恒星位置變動的天文學家；他臨死前編成《大衍歷》的草稿，日后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歷書。宋代，“水運儀象臺”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新儀象法要》直接影響了100年后歐洲的天文學；《數學九章》最終解決了數學高次方程有理數根和無理數根的近似計算問題、一次同余問題、三斜求積問題等，成為影響世界的數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有《括地志》、《海內華夷圖》、現存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總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影響巨大。

唐宋時期，有專門的醫科大學，王安石變法時設立了專門的醫學教育機構“太醫局”，醫療行政機構已經比較完善。出現了唇裂修補術，木制假眼、用汞合金來制作假牙等“黑科技”外科手術。“藥王”孫思邈將歷代歷朝的醫藥成果都總結進了《千金藥方》中，成為醫藥學傳世經典。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圣針灸銅人”是北宋醫學“針灸”的重大創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本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標志著仵作檢驗制度的建立，西方第一本法醫學著作《醫生的報告》在300年之后才出版。

此外，沈括所撰寫的《夢溪筆談》絕對稱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之著作，它是宋朝科學技術的全面總結。《夢溪筆談》所記錄的許多科技成就可以列為世界第一:根據化石推斷古代氣候的變遷，比西歐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蝕學說闡明華北平原和雁蕩山的成因，比西方類似學說早700年；他的新歷法比與它相似的歐洲肖伯納農歷早800年；沈括計算出圍棋棋局總數是3的361次方，并且估計出它的布局方式如果用數字表述出來，得寫幾十個萬字，更是古代世界絕無僅有。西方科技史學家李約瑟稱贊這本著作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與里程碑”，而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唐宋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巔峰時期，特別是宋代，出現了科技創新密集期，在數學、天文、歷法、地理、物理、化學、醫藥、農學、水利、建筑、冶煉、采掘、機械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領先世界的水平。

2、唐宋科技繁榮的背后

 “科技進步是經濟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推動力” （鄭學檬、徐東升《唐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

唐宋時期，出現了大量大規模的手工工場。產業聚集現象開始出現，如景德鎮的瓷器生產基地、成都的絲織業生產基地、徽州的造紙業生產基地、杭州的圖書出版基地等，都帶動了產業的創新升級。市場經濟的興盛同時帶動了貨幣經濟的發展，抵店、柜坊形式的金融產業開始出現，飛錢、便錢類似匯票的金融業務萌芽并發展，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是在北宋產生。金融行業和金融資本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財富的聚集和各產業的擴大。

市場和科技的合力，還帶來了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唐宋時期，農業內部分化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作物種植的比重持續上升，工商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帶來了稅收結構的深刻變化。北宋至道末（997年）、天禧末（1021年）、熙寧十年（1077年），農業稅和非農業稅的比重分別為為60：40 、40：60、28：72，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并持續上漲（這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稅比重最高的時期，明清之后農業稅比重有了很大反 彈 ，達到 70% 以上。）。

以上種種最能成為“唐宋變革論”、“唐宋近世說”等社會“變革”理論的有力支撐。

三、唐宋科技繁榮的實質

對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有一個永恒的命題： 中國為何沒能獨立發展出資本主義，憑借自身打開近代化的大門？

科技的繁榮的確巨大的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新型社會因子的誕生，但唐宋科技繁榮歸根結底是基于農業生產需要、農業社會發展和在此基礎之上的統治力量的穩固的產物。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大國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技術發展的道路，影響了中國古代經濟的塑造。基于農業生產的技術發展、經濟制度和商品經濟塑造了中國古代的基本經濟模式。

在傳統的“以農立國”的生活方式中，國家機器的制度取向是“勸農”，與農產品加工有關的手工業特別發達，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基礎性作用的農業、水利技術，也能得到充分發展。但總的來說，釀酒、制糖、榨油等各行業基本上停留在家庭副業階段，作坊式生產除了官營之外在民間還不普遍；生產技術的經驗性很突出，技術本身并不成為商品，只是個人技能，擴散力不強，不易很快成為規模生產力；重政輕技、重道輕器的文化傾向也使得統治者和民間對科技的重視也局限于實用層面，這在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等各方面技術成就中無不體現，四大發明也都是技術性發明，非科學理論的創新。

如前述，宋代商品經濟出現了高度發展。但事實上，統治者重農意識較前更甚。據脫脫《宋史》記載：“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于積谷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更加牢固。中央集權的宋代強化“重農抑商”政策，改變賦稅結構，使商稅高于農稅，同時在商品生產和流通領域進行壟斷，興辦官方舶務，嚴格限制地方海外貿易，宋代的海外貿易主要是官方的壟斷貿易（張文芳《試論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自我障礙》）。宋代商品經濟呈現出以官營為主導、私營為補充，相互牽制、共存一體的態勢。所以，在宋代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商品經濟，只是必要時的補充，不是也不能成長為農業自然經濟的否定因素，更不可能瓦解它而成為主導，從而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因此，它不可能催生社會發生質變。

綜上所述，中國至唐宋以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個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是經驗，最看重的是實用，由此而需要的科學技術也具有實用性，且大多是服務于農業和手工業，服務于強化大一統的統治力量。唐宋的科學技術較前后而言都是空前的，但絕不是獨立的。正如中華五千年文明綿延不絕一樣，唐宋科技也可以說是“承前啟后”性的，且是處在一個制高點上。換言之，較前期而言，唐宋科技是在自然經濟發展需要的大框架下，連續發展、同質延續、水平最高的。

唐宋之間的變化之所以引起許多的關注和紛議，就是因為變化的幅度大、層面深，但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框架下，這些變化和差別都不是質的變化，而只是量的差別。嚴格地說，它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階段性“轉折”。如果非要套用“封建”這一歷史概述，正如漆俠和鄧廣銘所述，這是“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兩個馬鞍型中的最高峰”、“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最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推至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巨大“轉折”，亦可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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