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校園足球比賽買粉絲內容(關于足球的論文 （2000字左右 最好淺顯一些）)

爾蘭裔女士曾堅決反對說倫敦是英國的首都：“London is thecapital of England,not the capital of the UK.（倫敦是英格蘭的首都，不是英國的首都）”，因為“英國只是幾個國家的聯盟，而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實體。”

這種民族身份的意識強烈地反映在足球中：“Anyonebut England”（輸給誰也不能輸給英格蘭）一直是蘇格蘭足球的口號[16]。1872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在格拉斯哥舉行的對抗賽，被稱為歷史上第一場“國際”足球比賽。1872—1929年間，蘇格蘭參加的全部比賽都是同英國的“內部國家”———英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之間的比賽，在全部的43場比賽中，蘇格蘭只輸過兩場（敗給英格蘭）。對于在經濟、政治上與英格蘭相比略居次要地位的蘇格蘭，足球成了他們實現民族驕傲與自豪感的重要方式。盡管人口相對稀少，1937年，在蘇格蘭國家體育館Hampden Park進行的蘇-英對抗賽吸引了149 415名觀眾，這一數字至今仍保持歐洲單場足球比賽最多觀眾的紀錄[22]。

在北愛爾蘭，足球則以另一種方式體現了民族意識。

北愛爾蘭內部的民族爭端長期困擾這片面積不足1.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北愛爾蘭人口約160萬，其中，60%是不列顛殖民移民后裔，他們信奉基督教新教；其余40%是愛爾蘭島的土著后裔，信奉天主教。在北愛爾蘭歸屬問題上，前者主張留在英國，后者則堅持回歸愛爾蘭。長期以來，他們分而聚居，互不往來，且時常發生流血沖突。足球運動深受這種派系斗爭和暴力事件的困擾。“派系斗爭激烈時，社區間的球賽無法正常進行”，“對優秀運動員的評價總是要透過宗派主義這一有色眼鏡”[16]。盡管處在這樣一個獨特的環境中，愛爾蘭足球協會（Irish Football As-sociation）是國際足球聯合理事會成員；愛爾蘭代表隊3次躋身世界杯決賽周；點球、越位等規則也是愛爾蘭足球運動員對世界足球的貢獻[11]。

盡管20世紀末英國成功通過立法，在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成立了地方議會，實現了這些地區的高度自治，與足球相連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結并沒有消融。從1974年國際足聯取消了職業運動員不能參加奧運會的規定后，英國就沒有組織過國家代表隊參加奧運會的足球比賽。2012年奧運會即將在倫敦舉行，經過一系列協商和讓步，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決定不參加國家隊，但是宣布不反對由英格蘭獨自組隊代表英國國家隊[24]。足球深刻地體現了英國4個地區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

2.3 島國心態島國心態（insular attitude）指的是島嶼國家因為在地域上與外界大陸隔絕，逐漸形成一種封閉排外的心態。英國對歐洲大陸的關系是島國心態特征的典型反映。英國民眾對歐盟普遍持懷疑和舉棋不定的態度[19]。英國在島國心態之外，又受著昔日輝煌的困擾：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如今甘愿淪為歐洲大家庭的普通一員嗎？

英國足球與國際足聯的關系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島國心態與帝國的衰落。如同政治、經濟上的輝煌一樣，19世紀，現代足球運動在英國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足球隨著帝國的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盡管在1904年，7個歐洲大陸足球國家成立了國際足聯，但它們的足球運動水平遠遠不能與英國的足球俱樂部抗衡。1905年，英格蘭應邀加入國際足聯，并以老大哥的姿態執掌國際足聯到1918年[23]。后因與其他國家意見分歧（關于國際足聯是否可以吸納德國及其一戰中的同盟國）而于1920年退出國際足聯。

早在1886年，英國國內4個地區（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足協就組成了國際足球聯合理事會（The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負責商討和確定這項運動的規則以及其他有關足球和足協的事宜。事實上，國際足球聯合理事會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對世界足球運動規則的修改有最終的決定權。只不過從1928年起，該理事會吸收了4個國際足聯成員，與英國4個內部成員國擁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標志著英國第一次正式承認，“他們的足球”成為了世界性的運動[23]。

在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大英帝國逐漸瓦解的同時，英國的足球也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領軍地位。1901年，英格蘭球隊首次同英倫三島之外的球隊交手，業余運動員組成的隊伍在倫敦以12比0狂勝來訪的德國隊。在1906年11月12日的友誼賽中，他們在巴黎15比0狂掃法國隊。在1907年，英格蘭隊同荷蘭隊兩次交手，英隊在海牙8比1勝利，在達林頓主場12比2大勝。1936年和1938年，蘇格蘭在對陣歐洲其他球隊的6場比賽中贏了5場[1]。然而，1953年，英格蘭在本土首次敗給來自不列顛群島之外的球隊———匈牙利隊。到1960年，英格蘭球隊徹底失去了霸主地位。英格蘭球隊最后一次輝煌是1966年世界杯奪冠，這來之不易的勝利給國勢處于衰退中的英國國民打了一劑強心劑，但也同時為英國足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已經落伍的長傳沖吊打法和一成不變的4-4-2陣型因著這次勝利繼續在英格蘭長期大行其道[14]。蘇格蘭球隊從1950年開始參加世界杯，迄今共有8次入圍，但基本上在第1輪就慘遭淘汰[18]。

政治上曾經的霸主地位以及島國心態使英國不愿意過多卷入歐洲事務；作為現代足球的發祥地，英國最初也不屑在國際足聯中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盡管早期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但仍擺著家長的姿態，甚至因為對一些問題（如運動員的職業化問題）的意見分歧而揚長而去（1924年重新加入國際足聯后于1928年再度退出），直到1946年二戰結束后才又以4個足協的身份重新加入國際足聯。

島國心態之外，英國也不得不面對現實：世界各國力量的增長以及足球運動的蓬勃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足球俱樂部開始大規模引進外籍運動員，在受到球迷歡迎同時，“也有些諸如運動員協會成員的足球界人士后悔把外籍運動員引入，他們認為，這樣做會限制本土運動員的發展，導致他們不能進入一流的球隊。而浪漫派則抱怨說，這些外國雇傭兵破壞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足球運動”[3]。

2.4 階級意識談到英國社會文化特征，不可回避的是階級意識。英國社會是階級意識最為濃重的社會之一。人們大都比較明確自己的階級歸屬：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或上層階級（upper class）。2007年，《衛報》

與英國民意調查局聯合進行的社會調查顯示，89%的人認為，一個人所處的階級決定社會對人的評價，55%的人認為階級對個人的決定作用大于其他一切，如個人能力[13]。

上述調查顯示，53%的英國人認為自己屬于工人階級，41%屬于中產階級，2%屬于上層階級。

社會階級的劃分顯著標準是家庭的經濟收入，但品味和生活方式也是階級歸屬的重要依據。一個汽車工廠的工人收入也許比大學教師要高，但從文化的角度，前者屬于工人階級而后者屬于中產階級。他們讀不同的報紙，工人讀《太陽報》（The Sun）之類的報紙———時政新聞較少，關于電視劇、王室的動態、體育類新聞較多。大學教師則讀《衛報》（The Guardian）之類的報紙，這種報紙版面大，對國內、外時政新聞報道詳盡，休閑版塊更加關注戲劇、文學之類的高雅藝術[10]。此外，對陌生人來說，聽其語音也可以基本斷定一個英國人的階級身份：工人階級普遍帶有較明顯的地方口音，而中產階級持標準的BBC語音。去英國的留學生反映，在大學校園里聽懂教授的講課很容易，但到了大街上，常常發現英國人的英語是那樣怪異難懂。

體育在英國，自然也與階級社會緊密相連。“一些體育項目如跑狗、投鏢、橄欖球、賽鴿等，當然還有聯盟制足球，在公眾的心目中一直是與勞動階層的‘粗布帽’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他像板球、賽馬等活動則是能為各個階層所接受的‘全民性’體育項目。一般來說，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人對不同體育項目的喜歡已經是其社會地位的明顯標志了”[4]。

盡管中產階級最先規范了現代足球運動，為其大規模普及奠定了基礎，但隨著足球運動在工人階級中的日益普及，中產階級對這項運動漸漸產生了“敵對態度”[15],認為這項運動過于野蠻。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英國“足球流氓”現象使中產階級與足球運動更加疏離。

Giulianotti[15]認為，隨著工業企業的衰退，英國20世紀末產生了一大批新一代白領工人，作為傳統工人階級的后代，他們從父輩那里繼承了對足球的熱愛，他們受的教育和對新技術的接受又使他們在文化上更為接近中產階級，這一新生代白領正成為英國球迷的中堅力量。

同時，英國政府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進行的整頓足球流氓行動也取得了顯著成效，舊的球場看臺被翻新，一排排座位取代了只供站立觀看的看臺，新看臺上有豪華的包間出租給各大公司。門票的價格提高了，“一個更為富裕的新的球迷群體開始在更安全更舒適的體育場里觀看球賽”。與過去幾乎清一色的工人階層觀眾相比，現在的觀眾是一個“混合群體，包括了體力勞動者、管理人員、清潔工和廣告行政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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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永濤，王立禮。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入門（上冊）[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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