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歐盟對外貿易政策評價(歐盟所實行的對外貿易政策在具體內容上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何不同)

,因為這畢竟是歐洲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踐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在更深層次上說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已經與中國的未來息息相關。因為 ,中國的前途也已經不可逆轉地與整個東亞地區乃至于更廣泛區域的一體化發生著緊密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對于事態的理解推動著中國人愿意以一種前瞻式的態度來看待遠在歐亞大陸另外一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顯然 ,中國人對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看法并不全然取決于歐洲一體化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 ,而是取決于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它們各自的境遇、 對于對方的理解 ,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歐洲一體化與東亞區域化

長期以來 ,關于歐洲一體化進程究竟是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例 ,還是普遍路徑的問題曾經有過不少爭論。持“ 特例 ” 觀者認為 ,歐洲歷史條件與文化個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難在其他地區被重復;持“普遍 ”觀者則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隨著經濟日益出現跨國、 跨區域的流動 ,出現要素之間的更大規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進一步而言 ,在當今世界上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求訴已經成為不可動搖之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 ,乃至于形成區域間的一體化已經是勢所必然 ,歐洲一體化進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被重現。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歐洲歷史文化條件的特殊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區實際上也已經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內部結構中出現了可以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因。比如 ,無論在東亞還是拉美 ,市場的發展規模、 市民社會的歷史性進步都呈現出對于一體化的需求。第二 ,雖然各地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各區域一體化的具體內容和規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體化的總體方向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成為各個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共同目標的。第三 ,不光是一體化進程本身 ,一體化現象也正在成為影響各個地區和國家內外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于向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一體化帶來的內外事務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因此 ,這樣一個重要的變化也促使歐洲之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來關注歐洲一體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

但是 ,在進一步論證歐洲之外的地區具有學習歐洲一體化經驗的可能性之前 ,還是有必要非常冷靜地來觀察一下歐亞之間的差別所在。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整個東亞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 ,還是在當今政治經濟領域中都存在著與歐洲地區的重大差異。

就文明背景而言 ,在當今歐洲各國之間對歐洲文化的高度認同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刻背景 ,這種認同受到長期歷史的培植 ,尤其是受到相對統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雖然歐洲的基督教也還有著各種流派 ,但與之相比 ,面貌各異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宗教狀況 ,以及以此為背景的文明狀況則要相對復雜得多。

就地緣政治條件而言 ,歐洲國家比鄰聚居于歐亞大陸的西端 ,大大地不同于有高山大川阻隔、 相互間交往不便的亞太或者東亞地區的各個國家。歐洲的這種地理條件比較有利于形成統一市場 ,有利于相互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成熟的區域認同。后工業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交往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超越天然屏障 ,但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亞太與歐洲地表景觀的差距 ,以及這種差距對于區域合作的影響。

就歷史進程而言 ,東亞諸國并沒有經過一個如歐洲那樣的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工業革命為主要內容的世俗化過程 ,在歷史上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猶如“ 市民社會” 一類作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建構的基本單位的歷史要素。這造成了東亞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在體制發展方面大大落后于歐洲的狀況。

就國際社會結構而言 ,古代希臘城邦體制中“平等競爭型 ” 的國際關系結構 ,經過中世紀的洗禮和文藝復興時代之后的東山再起 ,成為前歐盟時代的歐洲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框架。 [2]在歐洲各國 ,除戰爭年代之外大體上是主權獨立、 特別是主權相分 ,這反而使得它們有了一個可以實現整合的法權依據。而東亞國家在古代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等差式國際關系結構。近代以來 ,東亞雖然出現了“ 大君體制 ”(以日本為領頭羊的挑戰者 )向傳統“ 華夷體制 ” 的挑戰 ,但整個東亞還并沒有進入類似于歐洲的“平等競爭型 ” 國際關系結構。差等式國際結構所帶來的主從依附關系和等級觀念還時時對區域整合進程起到掣肘作用。就歐洲和亞洲區域之內的國際力量對比而言 ,當今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 ,各國規模與實力的懸殊差距也要遠遠超過歐洲 ,這又對差等式的國際關系結構的持續起到推波助瀾作用。這樣一種狀態使得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系和歐洲相距甚遠 ,從而對于區域化的進程表現出不同的制約因素。

在時空交互作用的背景下 ,二戰后的歐洲與亞太地區也面目各異 ,前者以各大國規制下德國較為深刻的戰爭反省為前提 ,一步一步地走向區域一體化;而亞太地區則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后又緊跟著發生了朝鮮戰爭 ,爾后在美國的庇護之下 ,日本的戰爭罪行并沒有被徹底清算 ,日本政府的戰爭反省也遠遠落后于歐洲戰敗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雖然經由 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 中日關系的恢復 ,在亞太地區冷戰狀態的終結要早于歐洲 ,但是整個冷戰時期在亞太地區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類似于歐洲那樣深刻的區域化進程。冷戰之后 ,歐洲與亞太之間的差異并沒有因為國際局勢總體上的深刻變動、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對抗的隱退而消失。亞太不僅沒有出現象歐洲那樣在經濟、 政治、 戰略等領域的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為標志的全面整合 ,而且各國之間無論是經濟規模與水平、 社會發展模式、 包括安全結盟等各個方面的取向還越來越顯現出形態各異的趨勢。

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在歐亞大陸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對于其各自區域化進程的影響也是有所區別的。從歐洲來說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的啟動直接受到冷戰結束這一重大變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德國的重新統一使得歐洲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框架來避免歐洲地緣政治的失衡 ,而且歐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種新建立的合作邊界來抵御可能來自于前蘇聯地區的動蕩局面。冷戰的結束對于東亞地區的影響遠沒有像在歐洲所造成的那樣直接。作為冷戰的遺產 ,中國海峽兩岸和南北朝鮮至今尚未完全統一 ,使得區域一體化并沒有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提到亞洲人面前。

冷戰結束之后 ,有若干重大變化推動著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上世紀 80年代以后 ,隨著東亞經濟的普遍增長 ,出現了是否存在統一的“ 東亞文明 ” 的爭論。這場爭論所揭示的東亞整合的文化含義 ,不管人們對此肯定與否 ,都激發著東亞人有意無意地把經濟增長與文化尋根的問題聯系起來;[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使得“ 東亞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嚴峻挑戰,但是同時使得東亞經濟合作、 特別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視;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給東亞區域合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使得整個東亞經濟不僅從中國的穩定和增長中獲得動力與空間 ,而且也從中國發展的特殊模式中獲得某種啟示。但是從總體上看 ,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一體化進程 ,特別是在公民認同和體制建設方面還是大大地落后于歐洲的步伐。

二、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雖然存在著以上種種深刻差異 ,但是不是東亞區域合作、 乃至于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就無法實施了呢 ? 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 ,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異和限制 ,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趨勢對于東亞區域合作的引導。實際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日本的占領 ,以及上世紀 60年代后日本經濟對外擴張的“ 雁行模式 ”對于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都為這一地區提升合作水平作了鋪墊。20世紀 80年代以后 ,“ 亞洲四小龍 ” 和“ 亞洲四小虎 ” 的崛起 ,更是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準備。上世紀 90年代以后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這種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輻射效應 ,更是從東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大大拉近了與歐洲的距離 ,迅速推動了一批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的形成 ,從而描畫出一幅東亞國家合力推動地區合作的清晰圖景。全球化趨勢之下的商品與資本、 人員與科技的流動 ,打破國家間的藩籬與阻隔 ,優化了資源的組合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 ,給人民帶來福祉。東亞人民對于一體化的認知首先是從切身物質利益中獲得的;而不是像歐洲那樣 ,是從戰爭的災難和痛苦的歷史記憶中反推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 , 20世紀 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這種趨勢與東亞各民族文化傳統比較關注民生 ,注重經濟發展的務實趨勢相結合 ,從而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盡管有限、但還是舉世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 ,東亞人民這種對于一體化的追求就長時段而言是可以超越大洋阻隔、 超越國家間的無情競爭 ,甚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文化傳統來推動的。

其二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展 ,在 20世紀的最后一個 25年中 ,東亞各地市民社會的成熟和發展已經遠不是以前可以比擬的。雖然很難取得關于東亞各國和地區市民社會發展和中產階級成長的確切統計 ,但是無論在經濟發達的日本、韓國、 新加坡、 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 ,還是在經濟相對后進的“四小虎 ” 國家 ,中產階級顯然已經成長為不光是對于內政擁有巨大影響力 ,而且對于外部事務有著很大作用的社會力量。同時 ,東亞中產階級對于促進外部世界的穩定以確保國內政治經濟正常發展的訴求 ,對于區域一體化進程有著直接的作用。這樣的一種作用原則上說與歐洲中產階級相比 ,雖然晚了幾十年 ,但是沒有根本的區別。從理論上說 ,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中產階級的出現對于二戰以后社會進步的推動 ,特別是對于國際社會緩和局勢的追求 ,對于冷戰局面的最終結束是有著巨大作用的。從邏輯上說 ,西方工業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原則上是可以在東方國家得到重現的。雖然對于東亞各國中產階級在區域化進程中的作用 ,也許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如 ,東亞各國的中產階級到底是主要地表現為以保護主義為導向的本土傾向 ,還是表現出以開放態度為主旨的區域合作精神 ,這還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證研究的復雜問題。但是根據筆者在東亞各地的實地觀察 ,根據與日韓及東盟各國專家訪談中所獲得的信息 ,包括從 80年代以來重要歷史變遷中東亞各國的商業和知識精英所表現出來的進取與開拓精神來看 ,可以假設東亞中產階級對于區域合作進程總的來說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當我們說到 ,由于東亞各國晚近的幾十年來受益于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 ,因而有可能對于繼續推動區域合作持肯定態度的時候 ,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考慮到東亞歷史的特殊性 ,東亞社會傳統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員、 商業階層和知識分子 )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的緊密關系 ,中產階級的這種外向努力極有可能演化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對于東亞地區一體化的動因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比較多的意見認為 ,東亞一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經濟動因。在很多年中 ,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個判斷。但是應該看到 ,隨著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全因素也越來越突出地成為東亞一體化的動力。東亞金融危機以來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輿論的一般看法是認為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地區合作的機制和杠桿、 [4]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也缺乏文化與道義力量的推動。但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近年來也正在表現出非常奇妙的雙重現象。一方面是在東亞各國之間由歷史和現實的復雜情況所產生的經濟、 政治和安全問題對于相互間的信任產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為止 ,在東亞地區還留存著許多冷戰時期的陰影。東亞地區冷戰形勢的解凍要比歐洲地區來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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