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清朝前期朝廷特許的對外貿易商行(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事實上，在英美商人眼中，伍秉鑒已經是個世界級的神奇人物。

其四、伍秉鑒確實有錢，他的家產有2600萬兩銀子之多，他是商業奇才，其商業發展領域不拘于國內，而是放眼于大洋彼岸，想建立世界性的商業帝國，使怡和行成為了真正的國際財團

2001年，伍秉鑒被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列為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之一。

此次，一共有6名中國人上榜，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坤、伍秉鑒等人。

這6人之中，唯獨伍秉鑒是商人出身，與其他5位相比，伍秉鑒知名度低了不少，甚至到現在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他在廣州出生，出身于經商之家。從小自學成才，可謂是當時一代有名的貿易家，慈善家。

伍秉鑒究竟有多少財產，是大家常常談論的話題；但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房產、店鋪、錢莊，以及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種各樣的投資，在1834年，他計算了一下，共約值2600萬元。

這里的2600萬元的“元”，多被解釋為一兩銀子，據恒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這里的“元”應為西班牙銀圓，后期稱“鷹洋”。

后來，在歐美多國，找到保存下來的伍秉鑒的畫像，可見伍秉鑒在海外口碑不錯，有其深遠的影響。伍秉鑒是廣東十三行之首，當年十三行被稱為“天子南庫”。

伍秉鑒主張聚海資，興海貿。他積極與歐美各國建立合作關系，發展海外貿易，并通過國際貿易與海外投資的行為，讓世界了解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度。

廣州文化公園至珠海南路一帶的廣州西關，曾是清朝晚期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也就是清朝十三行的所在地。

當年，清政府招募新的商人加入十三行之際，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邁出家族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步，他創辦怡和行，專門代理洋船生意，以及代替清朝海關向各國洋船征稅。

伍國瑩利用這一有利契機，大力經營怡和行，為伍秉鑒開創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伍秉鑒接任怡和行。初出茅廬的他備受質疑，但事實證明，伍秉鑒比他的父親更具有經商的天賦。他的成功離不開他高人一等的識人之術，以及細水長流的公關策略。

為保證茶葉的質量，伍秉鑒從茶葉的源頭抓起，專門派人到福建等地的茶園全程監督，并用自己的船隊將茶葉運回。

多年的苦心經營終有回報，在國外只要是“怡和行”商標的茶葉，都被鑒定為質量上乘的茶葉。

嘉慶年間，伍秉鑒的怡和行取代了同文行，而成為了廣州十三行的總商。

事實上，伍秉鑒是商業奇才，他的商業發展領域不拘于國內，還放眼于大洋彼岸，欲建立世界性的商業帝國，使怡和行成為真正的國際財團。

他與歐洲、美洲的重要客戶保持著友好關系，其在海外的許多客戶。

其實，伍秉鑒也是走官商之道，向清廷及地方官賄賂、捐輸，換取官銜和官職。此外。他與外商關系密切，對外貿易額每年達數百萬兩之多。

伍秉鑒出生在商人世家，從小耳濡目染，很有商業天賦。

在他的帶領下，怡和行的業務迅速崛起，不僅將他父親手中的客戶延續了下來，還同歐美各國建立起了緊密聯系，因此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他不僅在國內大力發展茶葉產業，還大力投資房地產行業，是洋人眼中的第一大富翁。

以至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出現資金周轉不靈的時候，第一個就會向這位來自中國的首富求助，而伍氏家族也成為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

但作為封建時代的特權商人，在國內權宦的眼中，伍秉鑒只不過是一個工具。清朝實行捐納制度，伍秉鑒也拿出大筆銀子報效清政府，弄了個三品頂戴，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商。

此外，他還憑借著對外貿易的有利條件，與外商、外國駐華代表保持著密切的關系。

此時的伍秉鑒，事實上已經躋身世界首富的行列。

伍秉鑒出任總商數十年，一直居于行商的領袖地位。伍家同倫敦大銀行家拜令兄弟公司也有商業往來。

據說，伍秉鑒通過福布斯在鐵路股票上投資接近50萬元，使福布斯成為橫跨北美大陸最有名的鐵路大亨。

伍家的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伍秉鑒在西方世界有重大的影響。

亨特在獲悉伍秉鑒去世時說，這位舉世聞名的公行最后的頭人，于1843年9月4日卒于廣州河南，享年74歲，他和拿破侖、威靈頓都生于1769年，旗昌洋行為了紀念他，特將一艘船命名為“浩官號”。

英國人則將他與林則徐的蠟像，一同陳列在倫敦名人蠟像陳列館。貿易起家，最終成為富甲天下的人。

事實上，十三行的行商們很多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822年十三行商館區的一場大火，足足燒了七天七夜，燒毀了價值4000萬兩白銀的財物，洋銀熔入水溝，長達一二里路呀！

總而言之，伍秉鑒就是這樣成為世界首富的，他確實有錢，他的家產有2600萬兩銀子之多。

其實，他也確實是商業奇才，其商業發展領域不拘于國內，而是放眼于大洋彼岸，企圖建立世界性的商業帝國，使怡和行成為了真正的國際財團。

廈門港17、18、19世紀的歷史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閩南地區的，不錯閩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講了廈門港的情況，你可以參考一下哦。

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后，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1684年），頒令開海貿易，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云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貿易，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后才成為走私貿易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于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漸匯集于廈門。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貿易之初，廈門海外貿易繁盛程度一度領先于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絡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布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干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并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只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絡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臺灣后，重新開放海外貿易，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白銀。清朝似乎并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貿易，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于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后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后，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后，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于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于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后，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后，閩南商人就云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并擔任通事。（注：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后，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元（資元行）各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閩南商人的國內貿易網絡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闊性以外，還表現在于行業網絡優勢乃至行業壟斷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貿易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以其在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絡，主導在18世紀初—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貿易。18世紀初風靡歐洲的閩北武夷茶，在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期幾占中國外銷茶葉貨值的一半，是當時中外貿易的核心商品組織閩北武夷茶的種植和加工，是來自閩南的商人。他們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種茶，從閩南招募茶師，開設茶廠，加工茶葉，再將茶葉販運到廣州，與壟斷廣州出口貿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賣給前來廣州的洋商運往歐美。而廣州行商多半是閩南籍。閩南商人或將茶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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