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清朝對外貿易特點 從全球化找出來(20篇初中（語文、歷史聽課記錄）)

俗泛濫是因為民眾有需要啊？

趙士林：人性總有這一面，越低俗、越刺激、越挑逗低級的生理性、動物性，接受的人就越多，“過度商業化”一味迎合這種惡俗的欲求，惡俗的泛濫往往能獲得商業的成功。但如我以前所說，商業成功并不能“一俊遮百丑”。如果將商業成功視為取舍文化藝術產品的的唯一圭臬，那么最得意者便只會是一號痞子、末等文人；如果讓文化藝術活動一味迎合低級趣味，那么弄潮而不滅頂的大概就只有黃碟毛片春宮圖。人性有許多需求或欲望真的需要檢點，甚至杜絕。你想殺人放火奸淫擄掠抽大煙，這欲望還是趁早憋回去好。那位很有名氣的經濟學家薩伊不是說嗎，供給也能創造需求。多聽聽肖邦，肯定少幾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些無賴。文化市場難為文化人，也鍛煉文化人，你能創造出既有市場又能提高品位的貨色，那才叫能耐。我不是讓大家都去聽肖邦，看冰心。但你可以去看金庸啊，也不錯，還有馮小剛、張藝謀、陳凱歌、姜文的作品，都很好。

總要有一個基本的文化訴求，那就是人生境界真善美。就是在后現代的發源地歐美，就是代表了“震驚”的美國大片，也都不能不講真善美。例如《泰坦尼克號》，片子結尾男主角把心愛的姑娘托上水面，自己獻身了，這就是回歸溫情和摯愛，回歸真善美。《拯救大兵瑞恩》也講英雄主義和生命尊嚴。《哈利·波特》、《阿凡達》都是真善美和假惡丑的沖突，光明和黑暗的沖突，天使和魔鬼的沖突，最后真善美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天使的一面總是要贏的。紅塵滾滾的中國，還有《千手觀音》以明凈的慈愛、美麗的溫暖撫慰了億萬顆躁動的心，《孔雀之靈》則以自然的寧靜、單純與真趣凈化著我們的靈魂。

真假、善惡、美丑的考量和取舍永遠不會過時，人類文明永遠要有一個底線。不能什么都惡搞，不能對丑惡現象無動于衷。惡搞搞到專門拿人類普遍認可和尊重的崇高價值開涮，惡搞搞到專門剽竊別人的成果以欺世盜名，惡搞搞到放肆地宣揚法西斯主義、恐怖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甚至反人類，那就真的需要考慮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夢闌時，酒醒后，后現代也需要一種生命的安頓、文化的皈依。

總之，文化藝術總要有一個底線，人類的基本價值要堅守，任何時代都不能歌頌西門慶，

中國青年報：有學者曾提出“暴發戶式的審美”的說法：社會審美像沒頭蒼蠅亂撞，或是呆頭呆腦地仿三下，或是跟著洋人亦步亦趨地作“現代秀”……感覺現在和“美好生活”掛鉤的東西都是“洋標簽”。您有同感嗎？

趙士林：這個非常自然。分析深層次原因，我們得承認，人家的文化，包括商業文化，比我們發達。對很多人來說，“洋標簽”就是“可靠”的標志。現在還有一些樓盤喜歡用“洋名”，有崇洋媚外之嫌，但為什么崇洋媚外？因為“洋”有可“崇”的東西。

我不是肯定崇洋媚外的心態，盲目的崇洋媚外是庸俗的。但是你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什么都不用講，非常簡單，老老實實把自己的質量搞上去。二戰之后日本也曾面臨經濟崩潰，但后來一些日本品牌超過美國，就是因為人家的東西質量好。但現在咱們的很多企業總想著“不按套路出牌”，哪管什么誠信。要知道，規范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是講誠信的，而我們現在恰好最缺失誠信。中國人為誠信付出的成本太高了，這恰是最嚴重的精神危機、文化危機。

中國青年報：對于“洋標簽”泛濫，有人說，這與我們不重視本民族文化，沒有著力推廣民族文化有關，比如現在聽交響樂、看美國愛樂樂團演出的人比聽民樂的人多。您認為呢？

趙士林：這個看法失之簡單化。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不能拘泥于民族文化傳統。我們應該在世界視野中審視傳統、發展傳統。拿服裝來說，讓大家都去穿漢服、唐裝，穿清朝大褂，說這就是弘揚傳統，我覺得這是食古不化，誤入歧途。我們大可在時裝潮流里融進中國元素。比如立領的中山裝我就很喜歡，那是中西融合的產物。像旗袍演變過來的半身裝，不是純粹傳統的樣子，有現代的樣式感，裝點一些中國元素，我也覺得非常好。

有個基本的價值取向我很贊同，叫東西整合。我十分喜歡馮友蘭先生說過的一句話：“東圣西圣，心同理同。”政治價值、文化價值各個層面都應該這樣，不能說“就得中國的”或者“就得西方的”，一味崇洋媚外，有庸俗盲目的一面，一味中國傳統，也要陷入陳舊僵化。在全球化時代，即便想弘揚傳統，也必須在世界視野中弘揚。

東西整合之外，還有個古今整合。現在有人哀嘆民族文化衰落，我覺得沒有必要。原汁原味的傳統藝術當然要有，但那是博物館藝術，比如京劇、昆曲要有保留，但不能讓大家一哄而上都去看，博物館藝術就是博物館藝術，不可能流行了。不要盲目地空喊振興，有些藝術樣式不需要振興，也振興不了。例如振興京劇，振興了這么多年，全部劇目加一起也賣不過一部美國大片。什么東西一振興，就往往不妙。因為它違背藝術發展的規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流審美樣式，它就是這個時代的流行藝術。不喊振興它也不會衰落。例如你不喊振興趙本山、振興章子怡，他照樣火得很。

古典藝術、博物館藝術也可以煥發出現代價值。如古典詩詞，非常美，但現在很多人不喜歡古典詩詞，都寫梨花體了。但你能說這些詩詞沒有價值嗎？它一方面作為博物館藝術滋潤著我們，另方面，我們還可以在現代生活中去整合、融化它，將它化成現代的審美價值。

今人很少再去寫什么五律七絕，但是它們的意境可以融化在今天的詩，例如流行歌曲的歌詞里。比如方文山的《青花瓷》，“炊煙裊裊升起，隔江千萬里”，既現代，又有古風；陳小奇的《濤聲依舊》也非常好，“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把現代表現和古典元素融合在一起。再如鳳凰傳奇的《荷塘月色》，《月亮之上》中那么奔放、那么粗獷、那么放浪、那么后現代的一位女性，唱起《荷塘月色》來也那么溫婉柔和，真的是“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我像只魚兒在你的荷塘，只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過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這句非常好啊，“宛在水中央”來自《詩經》：“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三千年前的詩，不也那么成功地融化進現在的歌詞里了嗎？

中國青年報：有數據顯示，我國2009年版權的進出口比為3.4：1，演藝產品的進出口收入比為10：1。可見，和對外貿易的“出超”相比，我們在文化貿易這個門類則處于嚴重的“入超”狀態，非常弱勢。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增強民族文化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趙士林：咱們拿美國做例子。現在美國的形象很多是靠文化樹起來的。美國雖然沒有文化部，但它的文化了不得。現在美國電影的產出量盡管只占世界的7%，但放映量卻占世界的50%。最有意思的現象——伊朗人最反美，最反美的伊朗人卻大喝可口可樂。從經濟角度解讀，文化產業在美國已經成為支柱產業了。再比如新媒體，包括電影和出版物，給美國帶去的產值，僅次于他們的軍工，成了第二大支柱產業。

從政治角度解讀，我們都知道，美國早就率先提出“軟實力”的競爭。不僅僅是美國，如今很多國家都強調要“文化立國、文化興國”。日本和韓國，在上世紀下半葉就提出了這樣的概念。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還親自擔任英國創意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與之相比，中國的文化領域現在遠遠落后了。我在一次會議上曾說，中國應該提出“文化立國”，將“文化立國”或“文化興國”作為國家發展戰略。

談到“文化立國”，又有很多問題需要正視。

例如我們講“文化走出去”，可怎么走出去？你想走出去，外國人得喜歡、要接受，你才能走出去。《功夫熊貓》等大片為什么中國人這么喜歡？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家的大片“講人性”。什么意思？就是他們講述全人類普遍共鳴、普遍接受的故事和理念。所以，民族文化怎樣才能振興？你得符合世界潮流，你得講人性化，要去意識形態化。可笑的是，《功夫熊貓2》在中國放映，居然有北大的教授攻擊人家是“文化侵略”，號召抵制。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沒有出息的言行，好像是愛國，實際上是誤國。它使我想起在巴黎搗毀麥當勞餐廳的法國農民。全球化時代，這樣做完全是對抗世界潮流。麥當勞旁邊就是馬蘭拉面，愛吃什么完全靠消費者自由選擇。有出息的做法是你的電影也能走出去創造高票房，而不是抵制人家。你抵制人家，人家也抵制你，那不就倒退到三百年前了嗎？

再如我們講文化要跨越式發展，如何實現？目前的文化管理體制就是一個大障礙。就如同十四個部門管食品安全，結果管得中國人一肚子地溝油，文化管理也是政出多門，互相扯皮，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去年甚至發生了兩個主管文化的部委為了一個網絡游戲的管轄權公開發生沖突的現象。

總之，從行政管理到價值取向到審美趣味，我們真的要本著改革開放的精神解放再解放，更新再更新，才能跟得上時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立國”。文化領域現在的突出問題是，打著宗教旗號搞迷信，打著國學旗號搞復古，打著紅色旗號搞極左，打著愛國旗號搞封閉，總之，打著文化旗號搞倒退。如我在別處所說：從改革往后退，公然叫囂回到文革；從五四往后退，公然反科學、反民主；甚至從孔子往后退，公然鼓噪蒙昧主義。如此倒退，何談“文化立國”？

比較第四次中外文化交流與前三次的異同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作者：tina

人類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自從人類產生了文化，就有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所以說，文化交流是推動文化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中西文化交流也不例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十分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國漢代張騫通西域、甘英與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貞觀年間基督教的別支—景教傳入中國，宋元時期我國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為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撰寫的《馬可·波羅游記》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引起了西方對中國文明的關注；新航路的發現，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系，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近幾百年里，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即明代中葉到清朝初年，天主教傳教士東來，為古老中國帶來了強勁的“西風”；同時，中國儒學傳入歐洲，對于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的高潮，發生在19世紀中葉，近代西方列強以血與火的方式強行進入中國，西方的思想文化再次東漸，主要是通過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山河破碎，痛定思痛，尋找濟世良方，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兩大陣營的對峙和西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中西文化交流一度陷于中斷；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交通、通訊的無比便利，人類進入了相互依存進一步深化的“地球村”時代，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曾經不為人知的角落，使封閉自守變得不再可能；同時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便承接全球化的挑戰。主動開放的內部因素、全球化的外部壓力和科技革命的助推，促成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

關于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天津理工學院人文學院王克嬰在《近代與當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沖突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相比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之處有5點，分別是方式不同、心態差異、范圍和程度不同、內容不同、結果不同。[1]（P28~32）作者對他的總結基本同意。在本文中，作者試從時代背景、交流主體、傳播媒介、內容、深度和廣度等七方面分析一下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一、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新的時代

很赞哦!（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