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清朝對外貿易特點 從全球化找出來(結合所學知識說說日本是怎樣一步步侵華的)

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后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范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后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后，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話發人深省。李鴻章認為：“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伊藤博文則大膽預測中國：“似乎奮發有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又一次會面了，不過他們是分別代表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清政府與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這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時，都是和中國一樣背負著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因為勵精圖治和勇于變革，卻在短短的40多年時間里，與中國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由一個懾于“列強”武力而不得不打開國門的東方弱國躋身于“列強”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為日本帶來了慘重的災難，輕而易舉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戰前創造的許多財富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因戰爭死亡200萬人以上，經濟也處于瀕于崩潰的狀態。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等大城市幾乎化為灰燼，工業設備的1/3被破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處于極端落后的境地。 殘酷的歷史現實使日本人民認識到通過戰爭與掠奪想要達到發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過自強不息、以奉獻與服務為基本宗旨才能達到生存發展的目標，這也是日本在戰后經濟騰飛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落后于中國，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進而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

戰后，由于日本企業管理落后，產品質量上不去，日本貨被稱為“東洋貨”，當時是劣質品的代名詞。然而，日本人卻把在美國毫無用武之地的“質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請到日本，在全國上下掀起了質量管理的熱潮。日本人不僅將戴明奉為“圣人”，還明確提出了“質量救國”的口號。1953年~1973年其間，日本企業經過多次演變形成了一套標準的企業發展模式讓所有公司效仿，特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企業始終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企業文化促進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發展。70年代以后，日本產品以其過硬的品質和低廉的價格優勢大量涌入歐美市場，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單一的日本產業經濟發展模式遇到了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發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適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規則而出現衰退，過去曾使日本人引以為榮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創新精神”也不得不讓位于代表著自主創業和不斷進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經濟在發達國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國雖然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制造業總體水平仍然處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業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國，在新興高科技產業和新材料領域還具有相當的優勢，日本的海外總資產占到全球海外資產的一半，2003年僅日本海外企業的銷售額就高達1.3億美元，幾乎相當于中國整個的國內生產總值，但這一數字并不計入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中，已然如此強大的日本居然還是始終保持著低調務實的態度。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經濟的日本經濟，卻一直是低調的發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國經濟卻始終以一種高調的姿態前行。于是，我們不得不在這里提出學習日本的“盛世危言”，絕不能認為中國已經足夠強大了，實際上，我們還僅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近代歷史上，中、日兩國都是在同樣的條件下，同樣是面臨著西方文化崛起的沖擊和影響，然而，由于各自態度和認識的不同，卻導致了不同的結局。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以及日本人認真求實的精神不能不說對我們仍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我們必須靜下心來認真地研究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從中汲取對我們有幫助的元素，正如俄國中世紀一位歷史學家所警告的那樣：“歷史能教訓我們的沒有什么，只有懲罰那些不從中學習應有教訓的人。”日本人長于做學生，所以能后來居上；中國人不善于做學生，所以必須兼容并蓄，具體來說就是：一是要學習和借鑒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滿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確立自己的發展模式。

中東地區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類似，都是在條件非常惡劣的情況下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美國則是另一個善于創造學習、吸收借鑒的典型，世界經濟論壇和哈佛大學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是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國家”。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寫道：“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期，在全球實力對比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中，對未來最富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的崛起。”革命導師列寧也曾贊賞道：“無論就19世紀末和20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來說，還是就資本主義發展已達到的最高程度來說，美國都是舉世無雙的，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榜樣和理想。”貫穿在美國精神中的堅韌不拔、標新立異、強調個性、樂觀自信的民族心理對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善于學習、勇于創新的民族，但是，歷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時又會讓一切歸于無意義，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形容的一樣——“中國人只知道跟著祖先的足跡前進，但忘記了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他們雖然還沿用著祖傳的科學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們使用的生產工具依然還是祖先的遺物，但沒有人去設法改進和革新這些工具。……因此，盡管河水仍在流動，但已不能卷起狂瀾或改變河道。”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強大與近代史上經濟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顯，只能說明近代中國所走的是一條與現代文明發展相悖反的道路。歷史的經驗證明，凡是中國歷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時期一定是最開放、最和諧的時期，而凡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腐敗的時期，一定是最保守、最喪失理智的時代。開放是進步之源，封閉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國文化發揚光大的前提條件就是開放，必須充分的開放。

無論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離開了徹底的開放，結果必然是趨向保守和落后；也無論是官僚政治，還是精英政治，都必須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礎之上，這樣才能保證政治制度的先進性。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是在“以開放求變化”，但是，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變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種封建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那種封閉、畸形、壓制個性的文化中，任何先進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來的光彩。所以，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必然要求我們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穿新鞋走老路”，因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是殘酷無情的，如果我們始終不能回歸管理的本質，深入研究人與文化的問題，搞不清楚科學管理與傳統的管理手段之間的關系，甚至將封建時代的一些行為當成了現代管理的靈丹妙藥，就必然會出現保守倒退的現象。回過頭來看，中國已經搞了許多年的職業足球，但與日本、韓國的足球水平卻有了相當的距離，其根本的原因是外來先進的足球技術，沒有同中國的足球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或者說，只有先進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來的足球技術在中國生根、成長。

19世紀以《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而倍受矚目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是第一個公開承認資產階級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經濟學家，他尤其對不合理的腐敗制度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進行了痛斥，他在這本獲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無憂慮地寫道：“在這種制度下，個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發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輿論是否會淪為暴虐的枷鎖？每一個人是否將絕對依附于社會？每一個人是否會被全體所監視？它是否會將所有人的思想、情感與行動磨損為一種馴服的統一樣板？……一個因背離人的心性而受到譴責的社會，就絕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社會。”科學巨人愛因斯坦更是認為：“由一個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愿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這樣看來，一個整齊劃一的社會因為“有序”的規范化就會進入病態（或者稱之為專制的病態），那么，忽視了企業經營差異和諸多“小事”的企業改革，是否也會因為缺少獨創性和公共協調性而難以表現出足夠的活力來呢？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借鑒。”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歷史，這是解決現代化發展中最核心的問題。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曾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著名命題；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題；那么，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高度則應當說“一切歷史都是發展史”，因為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盡管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卻在不斷地發展著。18世紀銳意改革的俄國彼得大帝認為：“商業貿易是人的命運的最高主宰者。”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封建意識和落后的文化思想侵蝕著人們的行為，經濟作為一種政治附庸始終沒能真正占據中國社會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級森嚴的官宦制度、門當戶對的社會觀念和媚俗守舊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們的思想行為之中，“吃皇糧”、“父母官”和企業壟斷腐敗等等現象不就是這種習慣影響的延續嗎？尤其是經濟理論的單一化和表面化現象已經對企業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進一步提高對哲學社會科學重要性的認識，大力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并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運用于各項決策中，運用于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使哲學社會科學成為黨和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就要首先繁榮自己的經濟理論，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其次，要發展新時期的人文精神。我們繁榮發展社會科學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內容是，在對中、西方文化的對比中，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在經濟社會中，除了那些宏觀經濟理論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業作為微觀經濟學最直接的研究對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狀態最直接的、具體體現，并且這種企業病態一旦表現出“虛假的繁榮”來，很可能使整個社會的經濟進入“泡沫時代”，從而導致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于此。（以上摘自《大視野》第一章第四節搞企業是對中國人一種從里到外的考驗部分內容）

文段中提出的文化"過度商業化"有哪些特點

“在中國，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得七零八落；京劇努力振興，但全部曲目加在一起還沒一部美國大片賣得多；《漁舟唱晚》只能作為背景音樂保留在電視天氣預報里；女子十二樂坊不是回歸古典，而是超級女聲的絲竹版，古典藝術的商品化……”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教授趙士林，在寧波舉行的“江海文化論壇”上提出，過度商業化正使我們的文化遭遇滅頂之災。這一言論，引起不少網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