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澳大利亞對華貿易救濟案件統計(中國農產品出口貿易壁壘分析)

加。在被實施反傾銷措施的 5 個國家中 , 除來自俄羅斯、比利時的進口量保持增勢外,日本、荷蘭、德國出現負增長。而自烏克蘭、白俄羅斯、墨西哥、波蘭、印度等非設限國家的進口量成倍增長 , 同時自上述 5國的進口量均突破1 萬噸。

整體價格走勢上揚。由于日本、意大利、印度等地部分己內酰胺生產裝置停產 , 而亞洲 (除日本外) 市場需求強勁 , 自 2003年6 月以來己內酰胺價格節節攀高。2003 年前 11 個月 , 進口平均價格為 1140 美元/噸 , 上漲 15.2%。

綜上所述 , 進口反傾銷措施確實起到了有效調控進口量 , 規范進口秩序的作用。通過遏制低價傾銷的進口產品對我國市場的沖擊,反傾銷措施為國內企業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 使反傾銷后國內企業的生產經營取得了顯著進步 , 絕大多數企業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競爭能力；一些企業從破產邊緣被拯救過來 ,大量人員的就業得到了保障。進口反傾銷措施保護的不僅是同類產品國內生產企業的合法利益, 也保障了整個化工工業體系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 ,并最終將通過產業鏈效應使整個國家經濟安全受益。

但是 ,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 我國的進口反傾銷措施絕不是保護落后的庇護傘和阻礙自由貿易的絆腳石。入世近三年的事實證明,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負責任、守信用的大國 , 一定會切實履行入世承諾 , 在反傾銷實踐過程中,已經并將繼續嚴格遵守中國的有關法律、法規以及 WTO 協議相關規定 ,無論在立案、調查、裁決等各階段,均給予各利害關系方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 , 在調查過程中維護利害關系方的合法權益 , 保證透明度和正當程序 , 使案件得以公正裁決,而不對國外出口商進行歧視。我們一貫主張 ,啟動進口貿易救濟調查目的 , 在于維護國際貿易的正常秩序以及境內產業的合法權益,而不是以貿易救濟措施為手段來限制正常的進口貿易。

中國進口貿易救濟調查的實踐表明 , 我們的反傾銷措施始終是立足于維護良好的國內市場秩序,為境內化工企業的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依法保護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一些跨國公司的在華投資企業也已運用我國反傾銷措施維護其在華投資利益,為其全球市場戰略服務。如美國杜邦公司投資的佛山杜邦鴻基薄膜有限公司,1999年組織發起了針對原產于韓國的聚酯薄膜的反傾銷申請；日本味之素公司在華投資的四川川化味之素有限公司,2001年組織發起了針對原產于美國、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的L-賴氨酸鹽的反傾銷申請，等等。這些反傾銷再次有力佐證了中國政府對于國內各類企業一視同仁，依法運用貿易救濟措施，維護自由公平貿易環境的誠信形象。

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 ,國內化工產業應更積極地運用 WTO 允許的規則，自覺維護自身的產業安全。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我國化工企業應進一步化守為攻 , 最大限度地利用 WTO 規則賦予的權利,充分發揮反傾銷等貿易救濟工具的作用，提升我國化工行業應對貿易摩擦的籌碼和反制能力；進而確保我們能更主動地維護國內產業的合法利益,改善產業的發展環境, 使國內化工產業在更公平的市場環境中開拓生存空間

結合國際經濟發展形勢，談談對我國現階段國際貿易發展的看法

基于后發優勢的我國貿易發展探討

[摘要] 利用后發優勢是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發展本國經濟的首選戰略，只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認清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和劣勢，揚長避短，采取相應的經濟發展戰略，才能獲得后發利益并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關鍵詞] 后發優勢 跨越式發展

一、后發優勢概述

后發優勢是指后發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和遲緩所形成的有利條件,或存在的各種機遇。后發優勢的內容一般主要包含技術和制度兩個方面。技術性后發優勢蘊藏在后發國家與先發國家的技術落差中，落差越大，勢能越大。制度性后發優勢是指后發國家向先發國家的制度學習，即效仿和借鑒各種先進制度并經本土化改進所產生的效益和益處。

20 世紀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首次明確使用“后發優勢”來表述后進國家對先進國家的追趕潛力。通過對歐洲經濟史的研究，格申克龍在1952年發表的《從歷史的角度看經濟落后》的論文中提出了后發優勢假說，即經濟后起性具有積極的作用。他認為落后國家并不必然要具備先發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才能獲得經濟的發展，而是可以用某些替代物來替代這些前提條件，繼而獲得經濟的發展。他還認為相對落后程度越大，國家的替代作用就越大，在落后國家中，如果政府不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工業化的機會就會消失。

二、我國貿易發展的后發優勢分析

我國作為一個典型的后發大國，其經濟發展成績令世界關注，近年來的貿易發展更是有目共睹，而后發優勢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下文從制度和技術后發優勢兩方面分析我國貿易的發展，并透析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制度性后發優勢分析。盡管促成貿易增長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制度變革毫無疑問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制度的效率分析難以定量化，這里就貿易制度的效率做一些定性的判斷。

(1)放權讓利使得企業擁有自主經營權，企業成為貿易的真正主體。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下放使得外貿企業競爭激烈化，從而帶來了貿易整體經營效率的提高，新的各個行業的分工水平也隨之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隨著我國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市場功能的日益發揮，經濟效率不斷地得到帕雷托改進。

(2)資源實現效率化配置，產業結構趨向優化。越來越規范的符合國際慣例的保護辦法，對不同的產業、對產業成長的不同階段給以程度不同的保護，盡管在變革開始是保護的總水平可能并沒有降低，但是用相對顯性的保護替代隱形的計劃保護本身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時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如出口退稅、出口補貼等，以抵消保護所形成的扭曲效應，是貿易制度和貿易戰略呈現趨于中性化的特征。對外貿易方面的改革促進了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它明顯地反映在我國與世界價格的逐步接近以及我國出口產品越來越真實地反映我國的比較優勢上面。

雖然制度的后發優勢產生的正面令人可喜，但在學習改進過程中仍然存在令人困擾的重技術模仿，輕制度模仿問題。基于制度模仿的復雜性、敏感性，導致我國經濟的發展過度依賴于技術模仿。正如楊小凱所提出的“后發優勢陷阱”理論，由于技術后發優勢的發揮，取得了眼前的經濟效益，從而延緩了制度變遷的壓力，使得長期經濟發展利益受損。目前，我國制度低效率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技術后發優勢進一步發揮的瓶頸。

2.技術性后發優勢分析。近20年來中國以技術許可、顧問買粉絲、技術服務、合作生產和成套設備或關鍵設備等方式進口技術，并通過引進外資，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利用技術擴散效應吸收了一定技術，由此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使中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跨越發展。

(1)國內技術得到填充，產業競爭優勢得到提高。引進模仿國外先進技術及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技術填補了國內技術的空白，從而提高了我國各產業競爭力。例如我國的汽車行業，入世后全球十大汽車跨國公司悉數進入中國，20年前上海大眾、廣州本田還是靠CKD組裝起步進行合資生產，而今紛紛打出自己的自主品牌榮威、飛度。近年來，中國幾乎成為新車型推出頻率最高的轎車市場，整體價格也與國際價格相持平。20年來形成的龐大的零部件體系也使后起的自主品牌大大降低了投資成本和采購成本，獲得了走出國門的世界競爭能力。

(2)對外貿易得到騰飛。我國技術進步的源泉之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產業的高速增長是密不可分的。外商投資企業日益活躍的貿易活動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增長點，其貿易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86年的4.04%上升到2006年的58.57%。由于外資企業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外資企業對外貿易額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增長速度。由此可以推斷，外資企業對外貿易的大幅增加，使得其對中國對外貿易增量的貢獻極為突出。

1982年～2000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1.66%，其貢獻有80%來自于技術進步，僅有20%來自于效率增進。從中也反映除了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嚴峻狀況。我國目前效率增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此之低（雖然我國每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很為龐大，但高技術含量的貿易品很少，對我國效率增進的作用不是很大），說明了我國后發優勢發揮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我國近年來房價暴漲，主要就是由于經濟效率低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足，大量的社會游移資本找不到投資方向，而競相投入到房地產這一利潤回報率較大的非生產性行業，而這些恰恰都是導致“東亞危機”的主要原因。

總之，我國在當今國際經濟體中想要發揮出后發優勢，在制度建設方面,可以借鑒他國的經驗,吸取別國的教訓,建立和諧的社會,健全的法制,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技術學習方面，引進學習的過程中更要重視技術的消化吸收，同時要大力倡導技術創新，實現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調整與我國貿易發展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政策調整

20世紀70年代，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競爭加劇，貿易逆差與經濟滯漲隨之出現，美國開始中斷二戰以后一直奉行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轉而實行以配額、許可證等非關稅措施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政策，從而掀起了戰后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并延續至今。為了區別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關稅措施為主要保護手段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人們將這一思潮及其政策表現稱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調整

新貿易保護主義自產生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基本上以配額、補貼、許可證等非關稅手段為主，竭力推動本國產品進入外國市場。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新貿易保護主義一味的單邊保護措施不斷遭到國際報復；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際多邊貿易體系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新貿易保護主義“以鄰為壑”的保護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約束。新的國際背景使西方發達國家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作出了調整。

1.從單邊保護轉向多邊貿易體系下的合法性保護

WTO成立后，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如關稅、配額、許可證等受到WTO規則的限制，作用日益弱化，發達國家在保護自身利益的同時，為了不喪失國際多邊體系帶來的利益，在政策手段上不得不考慮國際影響。于是，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WTO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成為當今各國最主要的政策措施。近年來，全球范圍內反傾銷案件此起彼伏，呈直線上升：2001年，全球反傾銷立案134起，2002年上半年，WTO的14個成員對43個成員做出了111起反傾銷終裁，與2001年同期的82起相比，增幅達26.12%。各國還對反傾銷、反補貼與保障措施紛紛立法，將這些政策法制化、制度化、合法化。

2.從促進出口轉向對進口保護的重新重視

一般認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獎出限進的重點是鼓勵出口，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市場競爭加劇，剩余空間有限，尤其是遇到國內經濟不景氣時，就又重新重視起對本國進口市場的保護。以美國為例，進入21世紀，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9年的4.1%降至2001年的0.3%，于是美國政府加強了進口保護：(1)借助WTO規則，濫用反傾銷、反補貼與保障條款，保護國內衰退性的紡織業、鋼鐵業、家電家具業，自1995年WTO成立以來，美國的反傾銷立案數直線上升，1998年37起，1999年和2000年各47起，2001年則高達74起，2002年共75起；(2)恢復傳統的關稅與配額手段，2002年3月美國單方面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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