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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教員，逐漸以聘用本省人為主，使學校穩步發展。

廈門大學開學不久，陳嘉庚一連發了幾封電報到新加坡敦請林文慶出任校長。林文慶學貫中西，曾獲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和內科雙學士、外科碩士和香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當時身兼幾家大公司董事主席、英國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議員和幾個土生華人社團主席的職務，擁有家產數十萬元。他與陳嘉庚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到電報即進行交接，擱置所有既得的優越條件，乘船離開新加坡回國。他于

1921年 7月 4日抵達廈門的當天晚上就與師生見面，表示要把廈門大學辦成生機勃勃而不是死氣沉沉、實實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大學。

陳嘉庚作為廈門大學永久董事，對于校長林文慶（當然董事）完全信賴，采取學校行政和進退教員“均權操校長”的作法，不以“董權”干預校政。林文慶擔任校長 16年間（ 1921－ 1937），廈門大學設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商學院，

24個系，培養 12屆畢業生，共

636名。這段時間，正是外侮日深、政局動蕩、學潮不斷的多事之秋，又是陳嘉庚公司由鼎盛而江河日下、學校經費由每年數十至上百萬元都不成問題，到捉襟見肘每年

2－ 3萬元也難于籌措的艱難時期。盡管如此，林文慶忠于職守，兢兢業業，為廈門大學澆鑄了“南方之強”的堅實基礎。

林文慶對陳嘉庚披肝瀝膽。他對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的遠大抱負十分理解，融匯貫通于他所制定的校訓和宗旨之中。他以“止于至善”作為廈門大學校訓，規范學生的行為，把學校的培養目標定在造就國民的完善人格上。他制定的“廈門大學宗旨”共 10條，扼要介紹如下：

①本大學以振興中華為國爭光為職志，無地方畛域之見，一切教授悉用國語。②以造就應用科學人才為前提，教授科學知識，以期養我國國民之科學精神。③注重科學研究，以期養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種學術切實達到高深地步。④特別重視教育科，以期養成良好師資及教育界領袖。⑤國文之外，尤注重英文，為有志深造之青年創造研究世界各國學術之途徑。③提倡學生自治活動，以期養成高尚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在學校里造成模范風氣，為將來服務人群做好準備。①開展推廣教育運動，使教、政、農、商、工各界人士都有求學機會，以期提高國人的知識水準，養成真正的民治精神。③本大學與海外各埠華僑關系甚深，故予華僑子弟以返國求學的機會，彈得發揚其眷愛祖國之熱忱，使國內外同胞增進民族團結精神。②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華僑的情況，以圖發展與進步。①開發福建省自然資源，以期達到振興實業的目的，進而發展國際貿易。

這 10條，是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一位既接受西方完整教育和“洋化”、又認同并極力推崇中華傳統的人物，一位由中西文化合爐陶冶出來的劃時代的人物，對壯懷激烈的愛國華僑實業家陳嘉庚的興學動機所做的深刻詮釋。

勸富僑作善事防僑生被異化

陳嘉庚關心華僑教育事業，關心華僑青年前途。這是華僑重視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延伸在陳嘉庚身上的體現。

據記載，早在問世紀時華僑就在僑居地創辦義學或以“能者為師”的方式教育孩子讀、寫、算，使在海外出生的后輩能識中國文字，曉祖先遺訓，有教養、懂信義，長大謀生有路，興家立業。

19世紀末、

20世紀初，華僑教育發展很快。那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西方科學民主思潮與現代社會文明對華僑產生了影響；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華僑中鼓吹興學起了推動作用；同盟會會員以當教員為掩護、以學校為陣地進行革命宣傳活動，直接推動了華僑學校的發展；中國政府制訂了鼓勵華僑辦學的政策，并派官員和教育行家前往視察，華僑學校得到來自祖國方面的扶持與指導；一些土生土長的華僑知識分子開始以主人翁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以提倡孔教為號召，以創辦學校為先導，推進華僑社會的改革。在這種種積極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海外各地的華僑小學紛紛建立。但是，也有許多不利因素妨礙華僑學校的發展。除了僑居地政府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取締華僑學校之外，障礙還來自華僑社會自身的局限性。

華僑社會是以家鄉的省籍和方言分為“幫”的，各幫自辦小學，用方言教學，相互之間缺乏溝通，有錢人雖多而財力不能集中，所以到

20世紀 10年代末，東南亞有華僑小學 400多所，學生近

2萬名，卻沒有中學。在這前后，華僑人口迅速增加，特別是隨著中國婦女出國人數的增加，在僑居地出生的子女——僑生越來越多，學校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華僑子女在小學畢業之后沒有能夠在當地上中學，要回國升學，一般家庭又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陳嘉庚對此感慨萬千。他說，西方國家除幼稚園外，孩子 7歲人小學， 13歲升中學， 4年畢業時 17歲，即使不再入專門學校，孩子們所掌握的知識與技能已足以自立營生。而華僑社會沒有中學，孩子到 13歲小學畢業就被迫停學推向社會，要他們自立，不僅他們沒有這種能力，而且一般華僑家庭也不忍心這樣做。如果不抓緊創辦華僑中學，“其貽誤后生，奚堪設想！”

1913 年陳嘉庚在家鄉創辦集美小學時就曾致函當地具有華僑總代言的社團——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建議在南洋（東南亞）的政治經濟中心新加坡創辦華僑中學。他的倡議在當時沒有得到回應。 5年之后，終于有同德書報社和國風幻境劇社的熱心人找到陳嘉庚，將這一倡議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918

年6 月，陳嘉庚聯絡了16 所小學的總理（后來稱董事主席）發起籌辦中學，他自己捐款 3萬元，共籌募

49.4萬元。學校定名為“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即設在新加坡的、向全南洋華僑子弟開設的華僑中學，于 1919年 3月

21日開學，陳嘉庚任總理，校長涂開輿是由黃炎培從上海代為選聘的，學生 78名。

南洋華僑中學是東南亞華僑創辦的第一所師生不分省籍、用國語進行教學的新式完全中等學校。至

1934年陳嘉庚有限公司收盤，陳嘉庚曾擔任這所中學 5屆董事主席職，任期累計達

9年。陳嘉庚總結創辦南洋華僑中學的影響時說：“自那以后，南洋各地不但一些華僑中等學校相繼設立，而且小學也得到發展，‘如雨后春筍’，至

30年代末共約 3000多所，學生數十萬人，比國內任何地方都普及。”

廈門港17、18、19世紀的歷史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閩南地區的，不錯閩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講了廈門港的情況，你可以參考一下哦。

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后，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1684年），頒令開海貿易，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云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貿易，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后才成為走私貿易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于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漸匯集于廈門。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貿易之初，廈門海外貿易繁盛程度一度領先于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絡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布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干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并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只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絡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臺灣后，重新開放海外貿易，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白銀。清朝似乎并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貿易，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于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后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后，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后，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于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于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后，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后，閩南商人就云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并擔任通事。（注：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后，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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