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簡述現代貿易理論形成根基(何謂‘方志學大師’？)

p> 編纂派代表章學誠（1738～1801），會稽（今浙江紹興），字實齋，清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著有《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和《修志十議》等獨具精思的論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論。要點是：

（一）確立方志的性質。指出“志乃史載”，“方志為國史要刪”，“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志屬信史”，“志乃史體”，“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史和志兩者名稱雖有不同，但“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章氏還辨明方志在史學上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史的種類很多，地方志只是其中一種。“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方志屬歷史學范疇，在史學上有它的地位，他的作用當然無異于“國史”。他說：“史志之書，有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 ¨¨¨，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這就是說方志具有經世的作用。他還指出，“朝廷修史，必將于方志取其裁”。方志能夠起到“國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刪”的重要作用。章氏從方志性質、引伸出整套系統的方志理論。章氏還對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觀點作了批駁，指出“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二）方志的編纂。

1、要持“史家法度”。提出修志的人必須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實際是把唐代史論家劉知幾《史通》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三長進行改造，成為對修志家的要求。還強調著書者講究義理，必須有“史德”，不能違名教。

2、確立“三書”、“四體”。志書要合“史家法度”，應當立“三書”、“四體”，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并認為“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又認為“三書”當中，志是主體，有經世作用，是有裨社會風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內容，應當分列為“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他認為，這樣仿效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分立外紀、年譜、考、傳等門類，“變異名色”，是很有好處的，“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這實際是按一邑之史事的性質，給“志”規劃了四個門類，使它既嚴謹，又合于史法。所謂“掌故”，就是有關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紀錄，是作為檔案而保存下來的政事資料。所謂“文征”，則類以文鑒之類，是指一方文獻的專輯，是地方志中保留的另一部原始資料。這樣立“四體”，解決了不失“著述之體”與保存重要資料之間的矛盾。

3、要求修志克服“五難”、“八忌”、“四要”。即克服清晰世間萬物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等五難；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裝點名勝，忌推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固不變，忌貪載傳奇等八忌；達到要簡、要嚴、要核、要雅四要。他還認為志書所載，應兼通古今，詳近略遠，分成天象、地理、紀傳、禮樂、典政、食貨、藝文等若干門類，具體敘述，使之成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門類，不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論力求謹嚴，“據事直書，善否自見”，“不可專事浮文”、總之，修志時一定要注意“持論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嚴，采訪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4、編志辨體。明清兩代，一些地方志體制雜亂。章氏批評說：“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以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茍可以互相有無，即不可成為書矣”。所謂方志辨體，就是各類地方志所記述的內容，應當各有所重，不容混雜。上一級志書不是下一級志書的簡單湊合，下一級志書自然也不是上一級志書隨便拆散而成。他說：“所貴乎通志者，為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通過辨體，使各類方志所述內容、范圍、界線劃分清楚，各有側重點，做到各有所載，互不相蒙。

第三課 方志的性質

地方志的性質，是指方志區別于其他類書的根本屬性。

地方志的多源性和源遠性，形成了對方志屬性的多種說法。長期以來，有的說方志是地理書，有的說是歷史書，有的說是地理、歷史兼備。也就是說方志學是地理或歷史的分支。這是傳統的說法。國內圖書館在圖書分類中，地方志的歸類也不一致。上海圖書館在1992年以前，把方志歸入“歷史”類中的“地方史”或“民族史”小類；1993年以后，在“歷史”類下設“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志學”三類。《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則在“k歷史、地理”類中的“中國史”小類下設“地方史志”欄，下又設“方志學”、“各代總志”、“各省市區史志”三個小欄。中國人民大學的《復印報刊資料》卻將有關方志論著歸入“地理” 大類中的“中國區域地理”小類。凡此種種，均沒有把方志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目前方志界在方志性質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認為方志是區別于地理、歷史書的一類獨立門類的地情知識（或地情資料）書。“地情知識書”論者是從方志學的四要素，即讀者（地情知識的需求者，是方志事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地情資料制作者（采編人員，把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社會實踐和科學研究已認識的，并組成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資料）；地情知識編纂者（總纂編輯的地方志專業工作者，把地情資料進行考證、選擇、升華，形成地情知識系統）；志書，即地情知識載體。資料作者、編纂者、讀者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地情知識積累傳播循環系統。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地情資料制作者的認識，成為地情資料；地情資料經過地情知識編纂者匯集加工，成為地情知識載體（志書）并得以傳播；讀者通過認識地情知識，從而能更好地從事社會實踐；而在社會實踐中又得到新的認識，產生新的地情資料。由此推斷：方志學是研究地情知識積累傳播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門應用科學。方志是地情知識書。

此外，還有“方志就是一項以編修和使用方志文本為核心的基礎性學術文化事業”，“方志就是一項以交流地情信息為根基的學術文化事業”。“方志是官修的地情書”，“新方志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匯集”、“新方志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著述”等等。但又認為說方志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仍未找到元理論。說了這么多，主要是提醒大家把目光放寬些，對方志的性質進行深入的研究。因為修志工作中遇到不少問題都要回到方志的性質這個問題上進行研究。現就我的體會和方志與歷史、地理類書的區別方面談談方志的性質。

一、方志的性質

上面所說“方志是地理書”，“方志是歷史書”的說法不夠準確。方志已超出地理、歷史的內容，要求也不一樣。說地情知識書，是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性著述，恐怕也不僅限于地方志。我想對地方志的性質作如下表述：“地方志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的歷史和現狀的資料性著述”。這樣表述包含了如下內容和要求：一是記述的對象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二是時間范圍是“歷史和現狀”；三是“資料性”，但不是資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經過科學排比的“著述”。這種提法體現了地方志的特征，這些特征都有別于地理書、歷史書和統計年鑒等一類地情書。這種提法確切不確切，請大家研究。

二、方志與歷史、地理類書的關系

地方志的內容含百科，它與地理、歷史、經濟、民俗等多門科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又有區別。

（一）方志與地理書的聯系和區別

地方志中的地理分志與區域地理都要記述區域位置、面積、范圍和地質、地貌、土壤、植被、動物、河湖水系等自然環境要素，以及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要素。同時地方志的地理分志受益于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與知識，而地理學的研究又需取材于地方志的資料，兩者關系密切。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一是地理學是基礎科學，就區域地理來說，不僅要描述地理要素的事實，還要分別論述各種地理現狀的成因，以及各要素在區域內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與共同作用；地方志是應用科學，其中的地理分志及有關地理的內容，只記述其現象，或說“是什么”，不記述其成因，即寓“為什么”于“是什么”的事實中。二是區域地理以空間關系為座標，按其內部要素關系分類記述；地方志的地理內容是以行政區內的行政類別為記述的座標分門別類，事以類從進行記述，并且盡可能復原歷史狀況，即按時序記述其變化。

（二）方志與歷史書的關系

史、志的聯系和區別，有人概括為“同源異體，各有特點，相互聯系，殊途同歸”。

史與志在體裁上有密切的關系。今方志的“述、記、志、傳、圖、表

誰能簡述一下19世紀歐洲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概況?

近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堆成山的文字和大量的展覽都集中在解構"歐洲中心論"，"東方主?quot;及西方概念下所謂的"另類"文化，但這些都僅僅把西方化和歐洲文化霸權視作其表值所呈現的。換言之，大家習慣于"北方"對"南方"在進攻"北方"的概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承認或認可歐洲是多元文化的。由于近年來不斷增加的移民現象，對于歐洲正在逐步多元化這一認識，似乎被視作歐洲向文化多元和接納文化差異邁出了積極的一步。然而它卻暗示著在根源上和本質上存在著一種先在的純粹歐洲文化和歐洲文明這樣一種假設。

這個運動孕育著歐洲的文化和地位，以及歐洲多元文化的觀念和現狀，并且是持續不斷的，不斷構造的，充滿動力的。我們的觀點認為文化地位不是給予的，而是產生的。這里，文化的多元不能僅被理解為是一群社體的堆積、組合，而是文化間相互滲透的交叉和重疊。正如Stuart Hall所指出的那樣，混合體的新種族在不斷地形成著。那種論斷或懷疑必須被限定和修正（使非絕對化），而不能讓它成為某種排蓋勢力差異的面具或策略。"國境線的消失"（去國土化），混合體和多元文化不應變成另一個包藏著新的勢力結構的總和體。因此，我們理解的文化多元和混合體也必須考慮進對形勢的研究和分析。在這個形勢下，互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構造著各種機制，并且影響著歷史和民族的關系。

毋庸置疑，世界史和人類文明自16世紀起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幾個主導著歐洲的中心帝國進行的。正如Peter Ekeh指出的那樣，歐洲"將它的影子和存在投向了世界的其他地方"。無論是從不斷演變的世界體系的觀點看，還是從各個帝國歷史標準的說法看，當今的世界在本質上已同16世紀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語。16世紀時，散落在世界各地相互分離的文化與各個民族在某些程度上相對獨立或自治的狀況，被歐洲的急劇擴張所取代。這個轉變"把歐洲文化和文明拔高到一個全新的參照系和標準，并成為近代人類新的中心點。"

歐洲的擴張和霸權是通過兩個互動的過程實現的：一是發生在歐洲自己內部的地理空間：另一個是歐洲之外的培植?quot;碎片"國的文化殖民，比如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北美等。這些歐洲的"碎片"國湊成的所謂"新世界"，最終以復雜的，不可預料的方式都從它們的宗主國那里獲得了獨立。換言之，歐洲內部民族國家的鞏固和外部"碎片"國從一開始就超出了歐洲的地理界限和范圍。

分析歐洲文化和政治主導的關鍵在于解讀歷史上的兩波殖民高峰期：即歐洲帝國主義的形成和多樣性殖民經濟的建立。第一波是定居者獲得新土地和殖民。主要是歐洲剩余人口唱主角。他們征服"新"土地并在那里定居。如果需要，那些不敬的土著人口可以隨時殺掉，為歐洲文化在新土地上的流動和轉換讓出空間。種植園經濟和采礦的需要又從亞洲和非洲以奴隸貿易的方式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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