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經濟先行更有利于文化的海外傳播(過去與未來：國有文化企業如何借力資本)

時傳入朝鮮、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內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多元復合文化區，在歷史上不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受到中國文化傳播的影響，而后還接受了伊斯蘭文化。到了近代“西學東漸”，西方文化又向東南亞國家傳播。東南亞既融合了多種外來的文化，又保持著本地區文化的鮮明特色。其中，中國文化對越南及新加坡等華人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有著較大影響。有的馬來西亞學者亦將中國文化視作本國文化的組成部分，認為根源于中華文化的“馬華文化”是“大馬諸多族群文化之一”。

2、傳播與交流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僅有國家之間的關系，還有多種民間的交往

在中外關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質的交換也要通過人。人民群眾通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透過旅行、貿易或遷徙等方式互相接觸、交往，進行思想和物質的傳播與交流。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過程中，既有互派使節、經貿交易、互贈禮品和書籍、藝術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學生和僧侶的互訪等等。其中，“朝貢貿易”和民間交易形式下的經貿來往與宗教的交流，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許多歷史資料表明，中外關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間的互相接觸，而官方的聯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間往來之后。因此，我們研究中外關系史既要重視國家關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視研究民間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國家關系的發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間的往來。然而，人民之間的來往又常常是國家關系建立的先導。當國家關系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受阻時，例如，明代初年厲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與“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間的交往仍然在持續地進行著。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主要是以傳統的朝貢方式進行，由國家壟斷，但是人民出海謀生，進行海上貿易仍然無法禁止。在明清兩朝政府實行海禁期間，民間的海上貿易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長。

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軌跡：人民群眾的交往——交通路線的開辟——經濟文化的交流——外交關系的建立——更廣泛人民交往與經濟文化的交流。民間先行、國家主導、官民并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徑，而海外華人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對東南亞國家文化事業的發展有寶貴的貢獻。

3、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發展的主流

在中國與東南亞鄰國的關系史的長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是發展的主流。雖然在歷史上曾有統治集團發動的戰爭，但是比起那些戰爭來，2000多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友誼關系，經濟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互動，所遺留下來的痕跡要深刻得多，所發生的作用要廣泛得多。一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史是以經濟文化交流與和平友好交往為重點的歷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貴”，“和而不同”。中華文化對外來的宗教文化從來是開放的、寬容的，這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發展的主導方面。

誠然，在研究中外關系時也不能忽視或回避國家之間的戰爭。因為在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時期，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侵略是難免的，這是國家政策在國際關系上的一種表現與繼續。我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總的來說是和平共處的，有時也發生過戰爭。研究中外關系史對此應依據歷史事實，進行具體分析。已故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曾指出，我們“既不要專寫戰爭，不寫和平，也不要從歷史上刪去戰爭，甚至刪去人所共知的戰爭，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寫出一個歷史上沒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處的局面。” 我們要揭示歷史的本來面貌，不必掩飾歷史上中國王朝的對外戰爭。但是需指出；第一，在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的關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歷史，雙方的戰爭是屈指可數的。中國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戰爭與軍事沖突。例如與泰國、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都未兵戎相見。對緬甸只有過兩次戰爭，與印度尼西亞僅有一次，主要都發生在元朝時期。第二，對越南的戰爭雖然次數較多，但要作具體分析。在越南立國以后，中越兩國間的戰爭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暫的。自從吳權抗擊南漢起，經過丁、前黎、李、陳、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約1000多年，其中發生戰爭的年代大約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戰爭結束后，兩國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處。可見，在兩國歷史上交戰的時間是短暫的一瞬，僅是歷史發展中幾個小的漩渦，而兩國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兩國關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連和悠久的歷史聯系，中越兩國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系比起其它一些亞洲國家更為密切。

研究中外關系史，包括東南亞各國關系史的和平與戰爭兩個方面，并作歷史的比較，將有助于認識和平與友誼是中國和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關系史發展的主要內容，對于我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很有助益。

關于戰爭的作用與影響問題，我們也應有歷史的辯證的認識。歷史事實表明，戰爭有時也會對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在客觀上起某種促進作用。學者指出：“文化交流還有意外的渠道，為當時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戰爭與掠奪也會造成文化交流的機會。”

4、雙向互動性是交流的突出特點

在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關系史上，相互促進構成了重要的內容和突出的特點。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國的先進文化對東南亞國家的巨大的影響和促進作用，同時也要注意研究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影響與促進作用，這兩個方面均不可偏廢。

從中國學者的角度講，應注意研究和正確反映中國在東南亞與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在這方面，我們自己的研究顯然還很不夠。關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史及其國際影響，中國人尚未有一部很有影響的專著，而英國學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成為國內外研究這個問題的必讀著作。例如，他曾經指出，第一次出現天文望遠鏡的自動傳動鐘機，并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在19世紀早期的歐洲，而且是在公元2世紀的中國。首次制成的赤道儀并不在烏蘭尼堡或維也納的工場里，而是在中國元朝的大都。 可見，在一些發明創造方面，中國人常常名列世界的前茅。

中國將自己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無保留地獻給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中特別是中國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的傳播對歐洲封建制度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萌芽起了催化作用，貢獻是十分巨大的。馬克思對此作過很高的評價，他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然而，中國的高度文明和有活力的創造，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勤勞與智慧的結晶，而且汲取和匯合了亞洲與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幾千年來，中國就不斷地從外國，尤其從東南亞諸鄰國學習到許多有益的東西，引進優良的產品、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

如前所述，中國與東南亞的文化交流從秦漢時期起始、經過隋唐到明清，兩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過一浪，規模日益擴大。例如，明初鄭和船隊七下西洋，途經東南亞，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高潮。鄭和船隊遠航把中國的工藝制品及生產技術帶到西洋，推動了東南亞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海上交通的發展，又促進了雙方商品貨物的交換和中國國內手工業的生產，并使中國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尋求發展。

歷史上先后有許多中國人南遷東南亞。中國移民是在東南亞傳播中國文化的使者與橋梁，對東南亞國家文化事業的發展有寶貴的貢獻。舉例而言，1285年，元軍的一位歌手李元吉被俘后，長期居留越南，將中國的傳戲傳入越南。越史記載：“李元吉作古傳戲，有西方王母獻蟠桃等傳，……感人令悲則悲，令歡則歡。我國（越南）有傳戲自此始。” 1350年元朝雜技名家丁龐德挈帶家小南投越南陳朝，向越人傳授緣竿技藝，越南有“險竿自此始。” 明代中越兩國人員交往增多。在明軍征討越南時期，一些中國軍民留居當地沒有“北還”。同時有不少越南人來到中國，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有過卓越的貢獻。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交趾人阮安在北京城建筑上的功績。阮安約于永樂五年入宮為太監，他善于謀劃，尤長于工程建筑，在營建北京的宮殿和皇城時負責總設計。他設計的紫禁城南北長960米，東西寬76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和后三殿（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經過修建的北京城，建筑布局勻稱，莊嚴雄偉。阮安對北京城的九門城樓、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治理楊村驛諸河均有功績。

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文化發展史，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各國各民族文化相互傳播、碰撞、融合和不斷創新的歷史。東南亞文化發展與交流的主旋律是相互交匯和融合，而非文明之間的沖突。在漫長的相遇、相碰、相匯的歷程中，文明之間的沖突只是暫時的，居次要地位，而和平的交融與交匯，會通與共生則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

（三）當代東南亞文化發展與交流的新特點與發展前景

“溫故而知新”，東南亞文化及其交流有著繁榮的過去，必會有更輝煌的未來。在一個空前活躍開放的時代，伴隨全球化和區域化和各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東南亞地區必然出現一個文化建設與文化交流發展的高潮，而當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迅速發展，已成為促進東亞各國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動力。數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積淀下來，構成了東南亞文化復興的精神基礎，而東亞東南亞的巨變，特別是戰后的重新崛起與迅猛發展，為新世紀東亞文化的發展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戰后東亞（包括東南亞）地區重新崛起的歷史表明，東亞的傳統文化經過革新、轉換和改造，保持它的和諧、兼容和協作的精神，發揚它的群體主義的作用，重視發展文化教育和智力開發，就能使東亞文化具有更大的凝聚力。東亞地區的這種新文化，與經濟、政治因素相配合，對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的經濟起飛和迅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公認的事實。

當代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國際風云的變化，極大地影響和推動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這有以下幾點依據：

一是現代化就意味著向世界開放，而一個封閉的民族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大方向不會變，開放的步伐會逐步加快。中國現代化的程度越高，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就越來越擴展，只要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一定會努力去促進與世界，尤其是周邊鄰國的文化交流。

二是經濟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各國的經濟聯系將越來緊密。進入21世紀，在東南亞地區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和社會轉型的新形勢下，尤其是在文化傳播大發展的推動下，當代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發展、傳播與交流正以罕見的規模迅速發展， 為促進各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的繁榮與發展對東南亞國家發展是巨大機遇，而不是威脅。

三是東亞地區合作的發展，尤其是當代東盟的建立與擴大、東盟10+3和10+1協商機制的形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東亞峰會的召開和東亞區域合作的逐步向前邁步，將使東亞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聯合日趨密切，并走向協商的機制化。

四是在當代網絡信息時代下，東南亞文化飛速發展。現代化的交流手段，電腦和互聯網的應用，大眾文化傳播媒介的廣泛興起，為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機。東南亞國家之間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文化之間的交流必將日益加速，傳播將更加寬廣。

現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呈現了多渠道、多層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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