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自由貿易港對海南的影響論文題目(國際貿易專業畢業論文，急急急)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制造兼并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采納，它寧可對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范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于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占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于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于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于同年圣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后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于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復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制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后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借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采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于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于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丑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占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于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后，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于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采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于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后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準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于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托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愿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后愿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于取得戰爭勝利后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愿就戰后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并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愿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后，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后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后手段”，他準備“一俟戰后，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于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于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于1月9日簽字）。在當天于重慶簽字的《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只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于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后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并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后，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于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并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于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于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于戰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占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于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后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蕩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并對回歸后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余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后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愿，只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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