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對中國的影響(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共同之處)

于政府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貨幣地租制度。在工商業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措施，成立了國家銀行，創辦了國營企業，扶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使日本的工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1995.1]

洋務派首先創辦的是軍事工業，而不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業；之后創辦的民用工業其目的也不是單純為了“求富”，而是為軍事工業服務的。因此，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贊同。洋務派的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工商業，也不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創辦的企業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實際經營權都在官府手里，且生產不計成本利益，導致官員腐敗貪污成風，最終洋務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軍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建立新式的軍隊，掌握了武裝才是鞏固政權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交鋒，兩國軍備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國軍制建設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質、指揮系統、艦隊作戰能力遜于日本，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這不得不對中日兩國軍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軍制上作了重大調整。軍政制度方面，將海域劃分為若干海軍區，并頒布條例規定了鎮守府指責，完善了海軍組織體制；艦隊編制方面根據作戰能力和任務來劃分，以最大限度發揮海軍作戰能力。中國洋務運動中雖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海軍力量，但力量過于分散，各省督撫的抗命使海軍衙門形同虛設。[姚錦祥：《十九世紀中晚期中日兩國近代海軍軍制之比較》，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1]

武器裝備上，日本政府比較注重實戰，從炮火和速度上著眼編制，在訓練中制定了《軍人敕諭》，規定了必須遵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和“質樸”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動唯天皇是從。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兵役制度，給了志愿兵種種照顧，既保證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軍士兵的素質。相對來說，清政府海軍裝備在實力上很強，但只知裝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訓練上軍紀廢弛，導致艦隊實力上的下降。

兩國海軍建設內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異，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首先，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層要求改革建立新式軍隊，而中國的洋務運動之所以建立海軍完全是依賴封建皇帝的“恩準”，其次，兩國建立海軍的目的不同，同時也導致了建設綱領的不同。日本建立海軍完全是為了求強，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擴張；洋務派形式海軍的建立則是為了維護舊式政權的統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黃海海戰后鎮遠艦槍炮官曹嘉祥、守備饒鳴衢總結道：“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立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國朝制所限，所以難而盡仿，所以難而操勝算也。”[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冊，第400頁]

（四）教育方面

19世紀60年代，兩國在內外交困中分別以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為契機啟動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輪。日本在明治時期的40多年里不斷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強有力的教育系統；而中國雖然前有洋務運動后有戊戌變法先后對教育進行改革，但始終沒能徹底改變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為文明開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學習考察，有力得推動了改革。1871年廢藩置縣剛結束，明知政府立即設立了文省聲，統轄全國的教育事業，第二年又頒布教育改革法令--《學制》，正式開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學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對《教育令》作了修改。為了維護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義頒布《教育敕語》。除此之外為保證教育改革的順利進行，政府在資金投入上也不遺余力，在經費的籌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強制性和保護性的措施，教育經費的來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撥款，民間的贊助也成為學校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何桂端：《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時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6]

而在中國，洋務派雖然也很重視教育改革，設立了外國語學堂、軍事學堂和技術學堂等30多所學校，但是始終沒有統一的學制來對教育進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權”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可能初級封建專制及其相關聯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學堂沒有得到發展。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雖然一次又一次得上書要求進行教育改革，但他們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識分子，沒有涉及到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沒有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政府對教育改革也不夠重視，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為了改變日本的落后狀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會生活方式。與此相比，中國則是伴隨著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所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時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整體，加上受到當時種種政治力量的牽制和阻礙，致使中國仍然保持著原來的政治體制和落后狀態。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對歷史進程的影響特別突出，中日兩國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現的人物或類似落迥異，存在著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兩國改革中的領導階層具有很多不同點，這也是兩國改革朝著不同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無統一并且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明治維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下進行的；中國的洋務運動卻始終缺乏有力的規劃和領導，戊戌變法的領導者是被幾個知識分子 擁護的沒有經驗沒有實權的皇帝。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實現了領導核心的轉換，將政治權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為首的具有改革開放的下級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憲政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政治發展中的影響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們相信即使現代化以為著喪失他們的特權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國家政權掌握在下層武士手中，對改革是相當有利的。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的行為，自始至終貫穿著國家政權的權威。[何明良：《淺論中國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差異性》，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1.12]洋務運動時期雖然名義上有清政府的各項政令及總理衙門的管理，但實際上只是李鴻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為政，興辦“洋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力量分散，難以對清政府的統治構成威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戊戌變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傳，使維新思潮傳播開來，但由于反動勢力強大，光緒皇帝及康梁等人對于慈禧太后為首的的頑固勢力所發動的政變無能為力。

清末憲政改革中，政治領導集團并沒有徹底現代化的決心和勇氣，在改革上就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在內憂外患必須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鞏固原有的體制，以至于難以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

其次，領導人本身的能力和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

明治維新領導人同藩主有較密切的聯系，對藩內政治改革也有較多的發言權，同時又比較了解下層武士的動向；在參與藩鎮改革中比較鞏固得掌握了藩內實權，積累了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的政治謀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變法領導人所不能比的，他們善于利用形勢，維新前，矛頭直指幕府，爭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平民乃至農民的武裝。維新成功后，對封建貴族采取贖買政策，顯著減少了封建階級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證了實施改革所必須的政治安定局面。對西方有進一步的了解，從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戶孝允等人組成考察團到歐美各國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國社會變革一成一敗原因淺析》，呂梁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5.2]

相對來說，戊戌變法人物則缺少謀略。他們不注意團結社會各種勢力，以減輕維新的阻力。在維新運動初期，對實力最強的李鴻章派系加以排斥。在處理翁同合問題上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至于同民眾運動的聯系就更談不上了。中國維新派對政治斗爭的殘酷性，對封建勢力的反動性也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心里準備，在頑固勢力發動的無須政變時，大多沒有勇氣面對而到處尋求庇護。在策略上，沒有條理，維新短短的103天中，上書無數，，內部分輕重緩急，并且幾乎沒有一條能夠扎實貫徹下去的。[劉越英：《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若干條件之比較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3.11]作為書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沒有到國外做系統考察的經歷，完全憑自己的主觀發動維新，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如李鴻章、張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雖然學習西方，但引進的只有技術，不可能初級封建統治，各派系為擴大自己的勢力又不斷斗爭，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終免不了失敗。

再次，領導人人的對比。

佐久間象山和魏源。兩人所處的社會背景不同，所持觀點也有所不同，佐久間象山認識到了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性，形成了與傳統儒學相抵觸的思想；而魏源始終認為“師夷長技”，信奉“器變道不變”，沒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陰松和康有為。他們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傳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經政治風浪的考驗，富于大無畏的精神，他以他的聲明實踐了“由當殺身成仁”的誓言，并影響他的學生繼續戰斗。中國的維新派也富于獻身精神，但一旦事到臨頭，惟有“大眾痛哭不成聲”，戊戌政變后，康有為到處尋求庇護以保其身，無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殘局。[吳嘉延：《戊戌與明治時期中日維新運動之比較》，世界歷史，1987.4]

明治天皇與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學習新知識，對當時社會形勢有相當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維新運動，終于實現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卻相形見絀，作為封建舊勢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鞏固自己的勢力，維護封建專制，因循守舊，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動中國近代化順利實現。[姜鐸：《慈禧與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91.4]

福澤諭吉和梁啟超。他們分別是中日兩國近代化思想的啟蒙，并對本國的

一件金融大丑聞，中國人民到底損失多少錢？

國際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透視（轉貼）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制度運作已近一個世紀。美國商法規定，評級公司屬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保證評級的公正與客觀，評級公司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獨立于政府機構之外。評級公司雖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大眾利益沖突時，必須置大眾利益于優先的地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質疑。

令人質疑的獨立性。一是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可穆迪、標普與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RSRO），并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德·謝爾比在參議院就評級公司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普幾乎遇不到什么競爭，其所以財源滾滾，主要是得益于“受控特許”。二是長期受到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后，SE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評級公司為NRSRO。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公司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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