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美國數字貿易規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是什么)

早在 2020 年 12 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數字合規與監管領域的兩項重磅法律提案，即 DMA 與 DSA。當時，歐盟內部對「守門人」的認定標準和義務范圍等內容并未達成一致。

與最初的提案版本相比，已經定稿的新版法案有以下重點變化：

1. 在「核心平臺服務」的范圍中，添加了網絡瀏覽器、語音助理，但將聯網電視排除在外；

2. 提高了「守門人」的認定門檻，將年收入 65 億歐元和市值 650 億歐元，分別提高至 75 億歐元和 750 億歐元，并量化了月度終端用戶和年度企業用戶的數量標準；

3. 與 GDPR 聯動，嚴格限制「守門人」跨平臺合并處理數據；

4. 提高處罰力度的上限，從全球收入的 10% 提高到 20%。

現實中，歐盟與谷歌、蘋果等互聯網大公司的反壟斷之爭，是一場場耗時漫長的拉鋸戰。歐美的反壟斷機構也一直被詬病為工作效率低下，反應太慢。

安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反壟斷律師顧正平告訴極客公園，這是因為 互聯網環境下壟斷行為的認定，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和經濟學分析。

具體來說，涉及如何界定相關市場，認定市場份額和地位，企業是否存在濫用支配地位的行為，以及企業行為是否有合理的商業理由，是否造成了市場競爭的損害。

如果涉嫌壟斷的行為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損害，又有促進競爭的效果，還得綜合考量促進競爭和妨礙競爭之間，哪個作用更大，需要結合具體的商業情景和行業特性進行認定和分析。

對反壟斷來說，不斷發生的動態變化和創新，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 PC 時代，各國政府對當時的 科技 巨頭——微軟十分警惕，利用反壟斷法律對微軟進行持續的調查。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平臺企業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導致原有的反壟斷法律和執法工具有些滯后，跟不上 科技 進步和商業進化所催生的各種新業態。

在顧正平看來，傳統 PC 時代的 科技 公司主要依賴技術推動，并主要服務線下傳統行業，商業邏輯相對簡單。新生的互聯網平臺經濟則是深入到 社會 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用戶還是相關企業，對平臺的依賴性更強。

平臺尤其是超級平臺擁有海量的用戶數據，有更強的網絡鎖定效應，也更容易擁有強大的支配力和控制力，更容易利用數據操控和誤導用戶行為、濫用其支配地位打壓競爭對手、破壞市場公平競爭，因此需要監管機構進行更全方位和有力的監管。

「DMA 新規設置了認定守門人身份的量化指標和明確的行為清單，指向性很強，且針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更大，將有利于推動對互聯網巨頭的案件調查，提高執法和司法的效率。」他說。

作為 DMA 的姊妹篇，DSA 預計在今年 4 月內定稿。

一套組合拳下來，大型 科技 公司頭上的合規「緊箍咒」越念越緊。

布魯塞爾向左，硅谷向右。

歐盟不斷升級與大型 科技 公司之間的反壟斷戰爭，硅谷巨頭則是一邊持續發聲抗議，一邊想方設法進行游說。

Meta 全球事務總裁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在自己的專欄文章中指出，新法的一些細則「可能會導致產品的服務方式變得僵化，阻礙技術的持續進步和迭代」。

蘋果公司發言人稱，DMA 的部分規則可能給蘋果用戶制造不必要的隱私風險和安全漏洞，還將阻礙公司在知識產權方面的收入。

谷歌擔心，DMA 的一些規則會阻礙歐洲的創新進程。亞馬遜則正在審查新規對客戶的影響，并委托研究機構進行評估。

與此同時，硅谷巨頭們也在不斷游說布魯塞爾，試圖引導立法監管的走向。

根據歐盟研究團體——歐洲企業觀察站（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公布的數據，自 2019 年底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成立以來，大型 科技 公司與歐盟官方之間，已經召開了 150 多次記錄在案的會議，涉及 103 個組織。

不過，在歐盟官方看來， 科技 公司的努力游說十分「笨拙」，也徒勞無功。眼見自己之前在白費功夫，大公司已經轉變應對策略，將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如何遵守新法。

據外媒報道，谷歌、蘋果和亞馬遜的法律團隊已經在考慮，將新規的實施作為優化公司業務的一部分，包括創建一個新的合規部門。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公司面臨著核心業務和商業模式的調整。根據 DMA，各家的潛在變化或許包括：

以上列出的改變只是一部分。有外媒戲稱， 這項法案的條款內容就像是硅谷競爭對手開出的「欲望清單」。

「DMA 開創了全球技術監管的新時代，結束了大型 科技 公司日益增長的主導地位。」定稿當晚，歐洲議會內部市場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報告員安德里亞斯·施瓦布（Andreas Schwab）說。

哥倫比亞大學歐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將歐盟的立法影響稱作「布魯塞爾效應」（The Brussels Effect）。因為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大多數跨國公司都無法忽視，更不愿放棄。這給歐盟帶來了出手監管的底氣。

另外，歐洲的法律規則也常為全球監管提供框架和樣本。例如，號稱「史上最嚴數據保護法案」的 GDPR，已經成為日本、巴西等國家的法律范本。

放眼全球，針對大型在線平臺企業的反壟斷監管，已經引起多國的注意，成為勢不可擋的治理趨勢和國際共識。 數據、算法、平臺這些數字經濟領域的高頻詞，成為法律框架下擴容的焦點。

在中國，自 2008 年開始實施的《反壟斷法》正處在首次修改階段。

現已公布的修正草案新增加了第十條，規定「經營者不得濫用數據和算法、技術、資本優勢以及平臺規則等排除、限制競爭」。

草案還對第二十二條增加了一款規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以及平臺規則等設置障礙，對其他經營者進行不合理限制的，屬于前款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去年 11 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了《互聯網平臺分類分級指南（征求意見稿）》《互聯網平臺落實主體責任指南（征求意見稿）》， 將綜合考慮用戶規模、業務種類以及限制能力，將互聯網平臺劃分為超級平臺、大型平臺和中小平臺三級。

按照規定，超級平臺需要履行相應的主體責任，例如，在提供相關產品或服務時， 不實施自我優待 ；推動自身提供的服務與其他平臺提供的服務之間 具有互操作性。

回歸美國本土，硅谷巨頭的日子也并不好過，拜登政府已經采取實際行動，并沒有對他們手下留情。

去年，拜登任命亞馬遜頭號批評家——莉娜·可汗（Lina Khan）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并安排有「硅谷宿敵」之稱的反壟斷律師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擔任司法部反壟斷部門負責人。

歷史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演著各種變與不變。回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類似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新大陸。

根據《美國四百年》一書，「老羅斯福」在入主白宮后發表演講：「很多美國人認為，被稱為托拉斯的大公司在某些功能和傾向上有害于公共福祉。這種看法并不是嫉妒心理作怪……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企業的合并和集中雖然不應該受到禁止，但應該受到監管和合理的控制。」

在羅斯福看來，這種觀點是正確的。當時的「托拉斯」主要集中在鋼鐵、 汽車 、石油等行業。

200 多年后，財富和資源發生流轉，全球反壟斷敘事的重點對象變成了 科技 與互聯網——人類的新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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