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美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新趨勢(當代國際貿易特點及發展趨勢（要求具體實例）)

策進行結構性、戰略性、整體性調整，經過若干年的調整，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繼續保持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單個國家所擁有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尤為重要的事，美國不僅保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等硬實力，而且還在生活方式和大眾文化等軟實力方面占有絕對優勢，在喪失全球性競爭對手所引至的短暫迷茫之后，其對外戰略的主體性配置業已由冷戰期間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進而采取實質性步驟向單極世界演進。

正是基于自身在物質與精神的歷史高位，美國外交政策與思想界的強勢走向日趨凸現。布熱津斯基在90年代所撰著的《大失控與大混亂》與《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地緣戰略》之間所產生的混亂與迥異落差——從警告美國面臨內戰與解體之憂轉為旗幟鮮明地大談美國經濟的活力、政治的生命力和文化的吸引力——正是克林頓時代對外政策思想界思考與探索的艱辛歷史過程的縮影。不僅如此，美國《外交》雜志以“正確審視美國的首要地位”為題宣稱“如果說美國今天的霸權地位還沒有形成一個單極世界的話，那么也就沒有能夠形成單極世界的了 ”， 而小布什自上臺以來，進一步闡釋其帶有明顯軍事化傾向性的對外政策并將其付諸實施， 9•11事件的強力沖擊，更加固化了以布什為核心的美國決策當局的軍事安全意識，美國的霸權傾向則更是甚囂塵上，認為是“政治，即使是國家間政治，也是地區性的 ”，其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的霸權行徑，業已對國際社會普遍的外交努力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且有不斷惡化的趨勢。由此可見，對后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特征的完整有效解析有其必要性，對于指導我國相關的外交政策的建構與調整，改善新時期我國國際生存環境，加速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后冷戰時代美國對外政策特征

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國家利益為依托，以綜合國力為后盾，以國際軟硬環境為背景，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基本的戰略訴求，著力維護美國在全球的領先地位，企圖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 ）, 建立美式帝國（ American Empire ）。盡管在克林頓與小布什政府時期，二者在實現既定戰略目標的途徑、方式與手段上存在差別，但二者在目標的選擇與實現上并無實質性差異。“擴張是貫穿于美國對外政策史的最明顯、最永恒的主題 ”。相對而言，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對外政策側重于對其他國家的柔性規制，而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則側重于剛性制衡，然而，無論誰上臺，其基本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即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致力于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這既是美國國內政治權變運作的結果，也是美國不斷促進其全球戰略，以確保其世界霸權地位的結果與需要，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小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克林頓政府對外政策在行為方式上的轉變，行為目標上的延續。

具體而言，后冷戰時代美國對外政策可以表述為：

第一、對外經濟由服務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低級政治”上升至美國對外關系的首位，在對外政策的制定中強調自身經濟利益得失、綜合國力損益。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總體形勢走向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政治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成為各國的普遍共識，而傳統意義的“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的劃分也日漸模糊化，雖然政治與軍事安全利益依然重要，但是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漸構成現代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對經濟利益的訴求迅速成為美國對外關系的核心考量之一。后冷戰時代，美國之所以能執行強勢擴張性的對外政策，無不與美國經濟在世界上所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密切聯系，經濟利益的糾合、紛爭成為國家間關系的常態，“美國霸權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脅迫別國執行有利于美國經濟利益的政策’（亨廷頓） ”。對國家經濟利益的強調也日漸成為美國對外關系的突出特點，謀求國家經濟安全成為其新安全觀的主要內容。

第二、維護本土安全，強化本土防御，打擊恐怖主義，整合國家權力配置，提升國家安全體系的塑造與建構，成為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主導戰略意圖。 自克林頓政府時期起，頻繁發生于美國駐各國使領館遇襲事件逐漸引起華盛頓方面的警覺，對恐怖主義危害的打擊力量也日漸增加，盡管當時尚未將其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然而在情報機構的信息匯總和安全部門的目標選擇上，亦將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列入議事日程。9•11事件是美國自1814年英軍火燒白宮以來美國本土首次遭到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在深度震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同時，標志著現代國家必須面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實質性到來。面對恐怖主義襲擊的現實，小布什政府不得不調整國家安全戰略，改組情報部門，加強強力部門，擴大安全控制權限，整合國家權力的配置，成立國土安全部，協調各部門之間面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對策選擇，強化本土防御意識，全面提升國家面對各種威脅的情報獲取與危機應對機制，甚至為了應對國內對危機可預防性及危機前干預必要性的種種責難與質疑，不斷追加軍費開支，發動對外戰爭，以期轉移國內民眾的視線，緩解政府在相關敏感性問題所面對的壓力，重塑美國人的安全信心，增強應對非對稱性襲擊的能力。

第三、以新保守主義作為推行對外戰略的主導理念，在實際權力的建構、配置與運行中強調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打擊戰略，同時以極端實用主義的方式加以凸現。新保守主義作為當代美國政治思潮中最活躍最具攻擊性的一支，在克林頓時代不斷的積蓄力量，擴大宣傳平臺，至小布什政府時期其影響力達到了高峰。“與傳統保守主義者更加重視國內政治和社會問題不同，其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方面 ”，新保守主義者宣稱：國家之間的利益具有內在的沖突性，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是一種零和博弈性質的競爭，相對實力是國家的，實力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唯一主要手段。唯有通過不斷加強以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為核心的國家力量，才能切實有效的維護自身的利益，通過基于實力的均勢制衡戰略，才能有效的遏制新興大國對既有國際安全與和平秩序的挑戰。從維護美國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的角度出發，新保守主義者強調國際關系領域中的無政府狀態，認為國際關系中只存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人類的良知、國際法等都是無用的。因而，自新保守主義開始主導美國對外政策之日起，其基本的訴求就由確保基本國家安全延伸至不斷增加國防開支，強化自身實力建構。9•11事件以后，新保守主義者則更加強烈地要求在對外政策領域強調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和自主性，宣揚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打擊戰略，認為在對外政策與國家安全領域應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而要達到這樣的實際效果，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實用成為其對外政策決策抉擇的不二選擇。

第四、以軍事威脅遏制與外交協調斡旋藝術的有效結合為基本權謀，突出對外戰略中軍事后盾的作用，加速全球軍力的配置與優化組合，實現戰略重心轉換。冷戰結束后，伴隨著冷戰兩強之一的蘇聯的解體，美國以無可比擬的政治、軍事實力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因而，美國更加倚重軍事后盾的作用，“美國必須保持強大軍事力量的機制威脅潛在的競爭者，使他們甚至不敢奢望發揮較大的地區性或全球性的作用 ”成為克林頓時代軍事防務的指針，而“倚仗美國的軍事力量優勢，遏制所有競爭對手，重新塑造國際關系格局 ”成為小布什時代軍事戰略的核心目標。無疑，無論克林頓政府抑或是小布什政府，軍事威脅遏制，以實力求和平是二者共有的默契，盡管雙方達到軍事目標的方式各異。在強化自身軍事實力的同時，后冷戰時代美國普遍注重外交協調與斡旋藝術在危機干預、突發性事件處理及言論決策負面作用的彌合，尤其在加強經濟合作、提供經濟支持與援助的經濟外交和以首腦會晤形式就彼此相互關心的國家間棘手問題達成諒解的首腦外交。不僅如此，自克林頓時代起，美國便開始就進行全球軍力重新配置的可能性問題展開討論，探討并醞釀全球軍力優化組合的可行性，并且進行軍力的試探性調配，提出驅動美國以后整個外交與軍事戰略轉型的核心概念：國防轉型。小布什政府自上臺伊始，即緊跟克林頓政府的步伐，國防轉型便主要由理論性概念提出向實質性戰略轉型演進，整合國家軍力配置，逐步實現歐洲戰略重心向亞太歐洲雙重心的轉換，同時輔之以秘密外交、結盟外交等手段與相關國家締結外交雙邊或多邊安全防御條約或協定，企圖將歐亞大陸安全形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期實現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預言：“誰統治了（歐亞大陸）中心地帶，誰就控制（歐亞非大陸）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維持美國在世界上作為不可挑戰的帝國的地位。后冷戰時代美國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橫行無忌，諸如發動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其堅強的后盾就是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與外交協調斡旋藝術的有效結合。

第五、以推進民主和促進人權改善作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主導型依托手段，加強以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為基礎的軟權力滲透，全面架構美國的優勢戰略地位。“軟權力概念的產生是國際關系深刻變動的結果，也是權力性質范圍隨著形勢變化而不斷拓展深化的結果 ”，后冷戰時代的美國政治精英，在冷戰陰云漸漸淡去之后，深深體察到，僅僅憑借美國超強的政治軍事等硬實力，尚無法給自己竭力構筑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強力行動的局限性促使他們從自身歷史文化遺產中找尋可資憑借的思想載體。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認為，積極幫助其他國家發展自己的自由市場和建立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是美國對外政策大戰略的關鍵環節之一。“最成功的專制不是那種用武力來保證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讓人們不知道還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別的道路也能走得通，不了解天外有天 ”，民主與人權思想的擴展，有助于提高自身行動的法理和道義的合法性，增強國內外民眾對美國所推行的對外政策的道義支持，配合自身在世界舞臺上思想界與傳媒界的有力支持，美國的軟權力將無所不至的滲透進敵對國家的思想土壤，從而打造起基于美國式民主與人權觀念的道德高地，因而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民主的擴大促使霸權思想的膨脹 ”。而9•11事件則為美國進一步擴張美國式民主與人權觀念提供了絕好的口實，如大中東改造戰略，本身就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式民主與人權思想擴張的重要平臺，有助于其取得對其他國家的排他性地緣戰略優勢，進而實現其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不好意思 ,網上COP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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