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美國貿易長期持續逆差原因論文題目有哪些(急求金融危機下的形勢與政策的有關論文)

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并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特征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征。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知識國際間的頻繁流動，

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后國家與地區躍進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導源于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且存在著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于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范能力。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范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范金融危機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開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開始混亂。

那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觀看了關于亞洲金融風暴的一系列報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1.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2.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3.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一：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金融大鱷”“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于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并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為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為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眾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后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韓國，日本，臺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為美國的經濟附屬。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

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于是，他開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于索羅斯的行為，他是縱容的。

三：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為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買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并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蕩了。

啟示

（1）一個國家經濟的開放程度，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的政權基礎上的，只有經濟實力雄厚，政權穩固才能談及真正的發展經濟。

（2）一個經濟學家，只有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否則，他將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并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

（3）只有提高綜合國力，才能使一個國家立于不敗之林。

論述：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缺乏必要的工業生產能力，不得不依賴于發達國家的工業生產。下面的這篇文章希望對您有幫助。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后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于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并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于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制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制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于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占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占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于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于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于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于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于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并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于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后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后；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家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于從屬地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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