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貿易業務風險防控推進計劃(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的指引內容)

種手段對中概股進行限制，如果此類問題不能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解決，我國企業的境外融資渠道將受到較大限制，我國境外資產價格也會受到抑制，并對有意于中國市場的境外投資者形成“寒蟬效應”。

（三）

跨境支付仍嚴重受制于人

人民幣在國際支付體系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SWIFT數據統計顯示，2022年6月，在基于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人民幣保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躍貨幣的位置，占比2.17%。在國際支付體系中，大部分支付活動仍需要通過美元等國際主導貨幣進行。而美元支付清算系統的直接與間接客戶包括全世界幾乎所有重要金融機構，如果美國對我國金融機構關閉紐約清算所同業支付清算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vment System，簡稱CHIPS)或者美聯邦電子資金轉賬系統(Fedwire)等美元結算通道并實施長臂管轄，基于人民幣的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簡稱CIPS)要支撐我國國際貿易結算的任務仍然任重而道遠。

（四）

金融信息系統存在安全隱患

當前，我國金融機構中后臺信息系統無論是軟件還是硬件服務仍然無法擺脫對國外廠商的依賴，很容易引發“卡脖子”和信息安全風險。此外，目前國際金融信息傳播機構和渠道基本上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三大金融資訊機構是彭博(Bloomberg)、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和路透(Reuters)，其中彭博和路透還是全球主要金融經濟數據和交易平臺提供商。中國還沒有在全球具有影響力的金融資訊機構，因此在金融信息和輿論上缺乏主導權和話語權。

三、政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對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高度重視，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持底線思維、問題導向，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他要求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范，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范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

（一）

做好“家庭作業”，強化制度建設

對于我國而言，現階段外部因素對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的影響和沖擊越來越顯著，要在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下，繼續苦練“內功”，做好“家庭作業”，增強和優化我國金融安全的抵御能力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控水平。一是不斷完善市場制度設計，加快推進利率、匯率和國債收益率市場化改革，提升金融市場效率，使我國宏觀政策傳導效率更加高效；二是強化金融監管能力，特別是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各類基礎設施和金融信息數據、中央和地方風險分擔和監管職責等的統籌協調與問責，進一步深化行為監管、自律監管和社會中介組織作用，推進金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三是以《金融穩定法》統籌金融穩定治理的頂層設計，在完善現有金融法律的同時，加強風險防范、化解和處置制度建設。

（二）

堅持底線思維，提高金融體系自主性與獨立性

要實現金融體系自主性與獨立性，就必須保證金融功能的完整性、金融業務覆蓋的全面性、金融基礎設施的獨立性、金融軟硬件的自主性、金融信息的安全性。應基于上述標準，對我國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檢視和模擬測試，找出薄弱環節，強化關鍵節點，做好冗余備份和應急預案，尤其是要加快金融軟件和硬件設備進口替代進程，排查當前國外軟硬件信息“后門”，強化金融信息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此外，為了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功能，應進一步強化針對高科技企業的多層次金融市場建設，便利境外上市企業“回歸”。

（三）

推動國際資產多元化配置，保障跨境支付安全

國際金融體系的“武器化”使得我國在國際儲備規模和結構的權衡上要加入國際金融博弈的向度，在國際資產配置的收益性、流動性和安全性三角中，適度提高后者的權重。在當前國際背景下，需要維持必要的資本管制，抑制熱錢流入和防止資本外逃，加強國際資產配置的多元化和靈活度。充分利用中國在數字技術領域已經取得的一些先發優勢，在不斷優化迭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同時，積極參與多國央行數字貨幣互通計劃(Multi-CBDC Bridge)，綜合運用包括現金、數字貨幣、第三方支付系統在內的多種支付結算手段，保障跨境支付的順利進行，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礎支撐。

（四）

堅定深化金融開放，推進國際金融合作

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深入的金融合作所帶來的共同利益是遏制金融對抗與單邊制裁的重要力量。要克服各國當前所共同面對的金融風險乃至國際政治問題，最終的途徑仍然是開放、交流與合作。我國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繼續積極倡導全球的經濟與金融合作，更為牢固地打造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友好關系和利益紐帶，共同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開放與穩定。

（五）

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國際金融話語權

打好“政治牌”和“外交牌”，與各國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加強溝通，塑造我國金融體系開放、透明、法治的國際形象。強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的溝通，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倡導國際社會共同行動維護金融秩序，避免個別國家單方面主導國際金融政策和國際標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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