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貿易企業的日常工作說法有誤的是哪一項(經濟學家張維迎的企業家觀錯在何處：假設與邏輯的審視)

是現實存在！

顯然，即使是作為深受芝加哥學派影響的法學家，考默薩也深刻地認識到現實市場中充滿了“少數人偏見”和“多數人偏見”，進而導致地方土地規劃的失靈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失靈。考默薩寫道：“許多開發商都會花言巧語，一個勁兒地聲稱要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而事實上他們僅僅是對如何賺錢感興趣而已，他們甚至對自己的開發行為對環境和社區的安寧所造成的破壞無動于衷。這些開放商雖然在事實上滿足了住房需求，但這并不是他們的初衷，而是在更大范圍的住房市場上諸多開放商行為的集合效應的結果。同樣地，當地房主大多打著保護環境的旗號，其實他們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護他們的房產不貶值而已，甚至有人可能純粹是為了將少數人種或中低收入家庭排除在其社區之外，雖然他們的這種行為事實上起到了保護這樣一個開放式場所、減輕脆弱資源之負擔的作用”；“到處都潛伏著‘劣幣’。但問題并不是‘劣幣’或‘良幣’的存在，而在于地方土地規劃的決策過程中究竟是哪一方的利益被過度代表了。其決定因素并不是某一個個人的意志，而是諸如市場和政治之類的復雜制度的運行。”

既然如此，以奧地利學派教義派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人為何如此相信市場行為的“君子之道”呢？根本上，這就根基于保守主義的信念和意識形態之中。按照萊考夫的看法，保守主義源自嚴父式的家庭模式：父親負有撫養和保護家庭的基本責任，同時也享有決定家庭規劃的全部權威，為孩子們制定嚴格的行為規范并強制執行這些準則；孩子們必須尊重并服從其家長，而自我約束、自力更生以及對合法權威的尊重則是其核心。顯然，在嚴父式家庭中，盡管愛與照料是家庭生活的關鍵部分，但家長的權威所表現的是嚴厲的愛，孩子的成敗全靠自己，并且要保護自己和家人。同時，他們比疏遠自己的父母更清楚什么是對自己好的，父母也不應該干涉成年孩子的生活；相應地，孩子一旦長大成人就必須依賴自己的自律去生存，進而通過自律、責任心和自立能力來獲得他人或 社會 的認可。這反映在保守主義的觀點上就是，重視家庭價值和父親這一角色，同時又強調個人的自律性和責任心，乃至自我控制、自我約束以及抵制內外的邪惡和腐化并由此服從權威及其設定的行為準則就被放在道德的首位。正因如此，保守主義最喜歡用的詞匯就包括：人格、美德、紀律、強硬、嚴厲的愛、強壯、自立、個人責任、脊梁、標準、權威、遺產、競爭、財產權、自由、干涉、懲罰、人性、傳統、獨立、放縱、精英、腐化、腐敗、墮落等。正是基于自律的個人主義觀點，保守主義極力主張取消對未自立兒童的家庭援助，甚至要求接受 社會 救濟的孩子離開自己的家而被安置到孤兒院，因為人必須自立和自律，孤兒院中的艱辛生活則有助于自律性的培養；進而，保守主義也支持增加軍隊和監獄的預算，因為這就如保護家人是嚴父最為重要的責任一樣，保衛國家和國人也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同樣，保守主義崇尚市場競爭，不僅認為每個人都有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而且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通過自律而達到自立的重要方式，進而還認為在遵守既有規則基礎上的自我利益追求可以實現 社會 的整體利益最大化；相應地，保守主義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反對累進制稅，反對 社會 福利項目，因為這會懲罰那些通過自律和努力而致富的“最優秀的人”。更進一步地，保守主義也反對環保主義，反對槍支管制，反對 社會 安全網絡，因為政府的基本功能在于培育公民自律和自立以實現自我幫助。問題在于，現實市場中的行為者果真又如此的自律和責任心嗎？這顯然已經遭到其他思潮的批判。

事實上，盡管筆者從大量的日常生活和行為實驗中提煉出了“為己利他”行為機理并把它視為 社會 分工和合作的基石，但是，筆者從來沒有把它當作實然，從來不會認為所有市場主體都會遵守一個先驗不變的“為己利他”行為機理。恰恰相反，筆者深深地認識到，每個市場主體在踐行“為己利他”行為機理的廣度和深度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由此就會衍生出不同形態和層次的 社會 競爭和合作。相應地，筆者更傾向于將“為己利他”行為機理視為應然和使然：一方面，就應然而言，它是人類 社會 發展的一種理想狀態，而且是可以實現和值得追求的；另一方面，就使然而言，它也不是自發演進和自然實現的，而是有賴于人類 社會 有意識的塑造。一般地，人類的親 社會 性是“為己利他”行為機理的基礎，相應地，親 社會 性的提升將會促進“為己利他”行為機理的遵行和擴散，進而推動 社會 合作的深化和拓展；同時，親 社會 性的提升又有賴于價值理性和 社會 責任等方面的教育，有賴于市場機制的建設尤其是市場倫理的培育，等等，這些都需要引入有為政府的積極功能。尤其是，在迄今為止的任何現實 社會 以及可見的未來 社會 中，人類的親 社會 性還淵源不能根除動物性本能所促發的逐利行為以及相應的損害他人或 社會 的手段；為此，也就需要設立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對這些“惡行”加以制約，這也是有為政府的基本功能。顯然，只有揭示和辨識人類行為中所嵌入的高次元的親 社會 性和低次元的本能沖動，才可以為認識真實世界和推動 社會 發展確立基本分析框架。休謨寫道：“在試圖說明人性的原理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是在提出一個建立在幾乎是全新的基礎上的完整的科學體系，而這個基礎也正是一切科學唯一穩固的基礎。”[15]正因如此，我們對市場機制和市場行為的認知，不能簡單地基于先驗的理性經濟學人進行分析，而是要深刻剖析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人性及其行為機理。

張維迎三大政策主張的邏輯拷問

首先，張維迎否定政府監管的重要理由是：（1）所有企業家的自主套利一定都是生產性的，而政府管制一定會將企業家的生產性套利引向非生產性的尋租；（2）企業家都明白商業上的成功要靠好的聲譽，而監管卻忽略了市場的聲譽機制而假定市場上每個人都在試圖騙人。確實，根據奧地利學派的主流觀點，企業家的套利行為主要體現為抓住市場不均衡機會而從差價中獲取收益。不過，我們顯然可以從如下兩方面對套利行為進行審視和質疑。第一，盡管套利行為可能有利于促進市場協調，進而有助于推動市場演化，但是，它根本上并沒有創造出新的財富，而只是利用敏銳性從既有財富中獲得轉移收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套利行為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生產性的，甚至恰恰是尋租行為，這已經為鮑莫爾所深刻刻畫。第二，盡管不是所有市場主體都從事欺騙行為，但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刻意地隱瞞信息和夸大功效以獲取個人收益；同時，不僅市場聲譽信息并不完全就是真實的，而且市場聲譽機制也有賴于市場倫理的培育和壯大，否則根本就無法以聲譽機制來約束逐利行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套利的機會或空間至少有一部分并不是自然的或外生的，而是人為創造出來的；而且，這種人為的創利行為恰恰不會促進市場協調，反而以擾亂經濟的正常運行為前提。顯然，所有這一切都與現實市場有關，因為市場不是先驗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設計”的；同時，良好的政府監管就是針對這部分以損害他人獲取個人利益的逐利行為，這些監管措施以及相應規則的制定本身就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

其二，張維迎反對反壟斷法的主要理由是，承襲奧地利學派觀點而將完全競爭和創新視為不相容的，認定創新必然會導致某種程度的“壟斷”；相應地，市場份額就成為對創新成敗的最好檢驗指標：越是成功的創新，往往會占有越大的份額。確實，強大的創新能力是獲得壟斷地位以及高額利潤的一個重要原因，高額利潤也是企業家追求創新的根本動力。不過，張維迎顯然沒有區分壟斷者的創新行為和掠奪行為，也沒有考慮廠商在獲得壟斷地位前后的行為方式變化。究其原因，廠商在獲得壟斷地位前后所擁有的市場力量存在根本性的一樣，這不是指創新力量，而是市場談判和攫取力量；進而，當廠商因占有壟斷地位而擁有強大市場力量之后，它就可以通過掠奪而非創新來維持或獲取更大收益。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樣兩點現象：（1）大量的創新并不是壟斷者所做出的，而主要來自次一級的競爭集團。威廉姆森就總結說：“作為一般規律，一種行業的四個最大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比例和生產力上來說均比不上緊隨其后、小一些的對手們”。（2）壟斷力量主要不是體現在同一產業內的企業數量上，而主要體現在力量的集中上；一個行業不管有多少家企業，只要存在一家獨大的企業，它就具有強大的攫取和掠奪能力。事實上，100年來遭受過美國商務部反壟斷起訴的那些公司，如美國標準石油、美國鋁業公司以及IBM、微軟等，早期確實都以創新性為主，但后來的掠奪性卻越來越強。有鑒于此，反壟斷調查的目的就在于降低這種掠奪性而維持它的創新性。

其三，張維迎否定產業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產業政策一定會扭曲企業家精神，進而一定會阻礙創新。確實，如果不能很好規范和約束公共決策者行為，如果缺乏足夠的信息，很多產業政策往往會導向相反的結果。不過，張維迎的分析也明顯存在兩大問題。（1）盡管張維迎給出了顛覆性創新和改良式創新的不同，但也嚴重忽視了那種非生產性乃至破壞性的創新，而后者構成了逐利型企業家所展開的創新行為中的很大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良好的制度安排就是將企業家精神引向生產性領域，阻止那些“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的創新活動。（2）企業家的創新從潛在能力到真實呈現之間往往需要依賴其他條件，如基礎設施的完善，外部性的減少，以及相應的 社會 組織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想的產業政策往往有助于促進潛在個體創新精神到 社會 創新能力的轉化。[27]正因如此，即使張維迎的分析也許反映出當前產業政策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進而也就警示目前的產業政策必須作進一步合理化，不僅要考慮到信息的不完全而避免產業規劃的僵化，而且要考慮激勵機制的扭曲而誤導企業家行為，更要防止政府官僚的私利而產生的代理問題；但是，所有這些根本上都并不能構成反對和否定產業政策的依據，因為私人企業家同樣會遇到信息不足和激勵扭曲等問題。更不要說，任何市場行為都必然受到 游戲 規則的引導，產業政策設立了一種 游戲 規則，自由放任則提供了另一種 游戲 規則，我們又如何證明自由放任的 游戲 規則一定優于產業政策呢？很大程度上，自由放任中的經濟增長體現的是一種無序式增長，它往往難以獲得持續發展。

最后，需要指出，即使從英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看，其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也不是源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相反，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盡管自由放任的主張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興起，但實際上，那些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卻是首先出現在國內生產領域，而國際貿易領域卻一直存在各種管制，管制的放松要遲緩得多。卡爾•波蘭尼就寫道：“在英國，對自由放任的解釋也至為狹窄；它只是指在生產上免于管制的自由，貿易并不包括在內。當時最主要的棉紡織業，就是從微不足道的地位，發展為全國之主要外銷工業——然而，印花布的進口在當時仍然受到法令的禁止。英國生產的白羊不或面部，盡管一直壟斷著國內市場，仍然得到外銷的補助。保護主義在當時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到1800年時，曼徹斯特的棉紡織業主曾要求禁止棉紗外銷，雖然他們知道這樣做會導致他們生意上的損失。1791年通過的一項法案將對出口生產棉紡織工具的懲罰，擴大到包括設計圖或設計說明書的外銷。自由主義起源于棉紡織業工業的說法是一個神話。在生產領域免于管制的自由是所有工業的要求，在貿易領域的自由仍然被認為有危險。”國際貿易領域之所以一直存在顯著的政府管制，根本原因就在于，國家本身就是重要的利益承擔主體，如果缺乏政府的強有力保護，一國就會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利益凈輸出方，從而也就難以實現民富。

他們簡單地接受了現代奧地利學派的企業家理論。這種理論將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從新產品的創新性轉換為對市場盈利機會的敏銳性，進而就將企業家等同于市場上的逐利者；由此，它就不再區分企業家的類型以及創新活動的不同性質，而是熱衷于為商業

很赞哦!（73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