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重視海外利益是大國成長的必然要求(當今世界各國為什么特別重視高技術的發展)

時，就講起了刑事責任能力的問題，而且是把它作為成立犯罪主體的條件。”“我國刑法理論是將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當成了承擔刑事責任的條件”。“混淆了行為（犯罪）能力與刑事責任能力的界限”。⑺我們確實有這方面的問題，目前我國通行的刑法學教材，都是在犯罪主體中談刑事責任能力問題，但恐怕刑事責任論中，刑事責任能力也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又如，實踐中，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幫助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犯罪，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不構成犯罪，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如何處罰？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規定從犯比照主犯來決定處罰，遇到這種情況就很不好辦。97刑法修訂后，取消了對從犯“比照主犯”來決定處罰的規定，在法律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在理論上，如何加以準確的解釋，也還值得進一步思考。還有期待可能性的問題。期待可能性是德國刑法學家借助“癖馬案”提出的一個理論。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相當關注，許多學者提出不借助期待可能性，一些實踐中的問題無法解決。是否真是這樣？不借助期待可能性，是否可以運用我國刑法學體系中的其他理論加以解決？諸如此類問題，都值得深人思考。

（二）在改革中堅持中國刑法學體系

在當前有關犯罪構成理論及中國刑法學體系的爭論中，我認為，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中國刑法學體系，充分肯定其合理性，認真對待其不足之處，并加以完善。在改革中，要繼續堅持現行的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和罪—責—刑的中國刑法學體系。“推翻重建論”的觀點是不可取的。我反復思考，對于中國刑法學體系這樣重大的問題，如果要全盤推翻現有體系，移植另外一種體系，至少需要三個方面的理由：緊迫性、必要性、可行性。所謂緊迫性，是指除非中國刑法學體系已明顯落伍于時代需求與世界潮流，德日刑法學體系或其他某種新的刑法學體系已成為大勢所趨，不移植新的體系我們將受到世界各國刑法學者的一致責難，但目前顯然沒有出現這種局面；所謂必要性，意味著舊的體系和新的體系相比，新的體系明顯優于舊的體系，舊的體系已不足以承載現有的理論成果或不足以解決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但這點也是沒有共識的；所謂可行性，是指對于移植新的體系，必須在國內已做好了充分的知識上的準備和智識上的訓練，這一點目前也難以說已經具備。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推翻重建”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學習他人是必要的，但切不可在學習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特聘顧問教授；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暨中國分會主席。

“技術立國”政策對日本傳統工業企業在國內生產有什么影響？

近年來，日本已開始實施由以引進和消化歐美技術為主的模仿型"技術立國"到注重基礎研究和獨創性自主技術開發的"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戰略轉變。本文就日本實施此一戰略轉變的社會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討，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科技創新問題談了若干認識。

關鍵詞∶日本；創新；科學；技術；戰略。

一、引言

1995年已作為日本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載入史冊。這一年的11月，日本國會罕見地一致通過了一個效力"介于憲法和專門法之間"[1]的重要法律----《科學技術基本法》，并在《科學技術基本法》提案理由說明書等文件中明確提出日本將以"科技創新立國"作為基本國策。

為落實〈《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內閣史無前例地制定了一個為期五年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基本計劃中，日本政府決定∶持續加大科學技術研究投入，逐漸提高基礎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開發的軟硬環境，切實提升科學技術創新能力、尤其是創造性的基礎研究能力。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幾項數字目標∶1、在今后的五年里，政府將把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17萬億日元規模；2、至2000年底為止，政府將完成資助1萬名博士后的人才培養計劃；3、將在計劃期間內盡早實現為每名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每2名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配備1名研究輔助人員的目標等。

第一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期滿后，日本內閣又于2001年3月制定、通過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份新的五年計劃中，日本政府確立了新世紀初推進科技發展的三大方向，即以"科技創新立國"的實現作為基本國策，努力將日本建設成為"能夠以知識的創新和活用為世界做貢獻的國家"、"具有國際競爭力并可持續發展的國家"、"能讓國民安心、安全地過上高質量生活的國家"。據此，新基本計劃突出了這樣的思路∶在重視推進基礎研究的同時，對生命科學、信息通訊、環境、納米技術和材料等四大與經濟發展、國民福祉密切相關的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在將今后五年的科學技術研究投入總額擴大至24萬億日元規模的同時，對日本的科技創新體制，例如研究開發系統、人才培養方式、產官學間的聯系機制等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耐人尋味的是該計劃還明確了這樣一項數字目標∶今后日本應在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級科學獎獲獎數量上與歐洲主要國家保持同等水平，力爭在未來的50年里使本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達到30人程度[5]。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日本一直堅持走"技術立國"之路。為什么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要改弦更張、采用"科技創新立國"這一新提法，并積極行動、貫徹實行"科技創新立國"這一新戰略呢？日本這一戰略轉變，對正在大力倡導科技創新的我國來講，有何借鑒意義？

二、"科技創新立國"戰略的提出

日本之所以于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矢志走"科技創新立國"之路，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的原因∶人口的老齡化、產業的空洞化、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以及改善國家形象的需要等。

1 人口的老齡化

如眾所知，日本很早就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由于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人口自1981年起持續負增長，致使15至64歲的適齡勞動人口自9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之后開始逐漸減少。這期間，雖然在提高社會勞動參加率、特別是女性勞動參加率方面，日本政府和企業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日本的實際勞動人口、或曰勞動力人口自1995年增至6666萬后，仍不可避免地開始下滑。據日本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測算，到2010年，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將降至6188萬，即減少近500萬；2020年時，勞動力人口將大幅下降至5668萬，即比1995年減少1000萬。

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將使日本很難依靠增加勞動量的投入來拉動經濟的增長。事實上，90年代，勞動量對日本經濟的貢獻度已經變成負數。這一點，在占據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一以上的制造業表現得尤為明顯。

與勞動力人口逐漸減少相呼應，日本社會中的65以上的老齡人口比例正在不斷增加。2010年，日本的老齡人口比例將會突破20％；2020年時，這一比例有可能攀升至25%以上。

主要發達國家6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推移

老齡人口增加的結果是社會醫療養老支出日益膨脹，居民的儲蓄率越來越低。據日本經濟計劃廳統計，1975年，日本的居民儲蓄率超過了20%；但至1990年，居民儲蓄率卻降到了15%以下。由于日本的市場保護過嚴、生產流通成本過高，導致外國資本很難、也很不愿意進入日本。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居民儲蓄率持續下滑，那么日本政府想依靠加大資金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將會變得非常困難。

總之，對日本政府來說，可用做推動經濟增長的著力點已經非常有限。由于加大勞動量和資本的投入難度越來越大，因此日本政府只得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TotalFactorProctivity）上多下工夫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最有效手段有兩個∶一是優化資源配置，即進行結構改革，將資源由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二是強化科技創新，即加大研究開發的投入，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進而使等量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得以創造出更高的價值。既然科技創新是推動日本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那么日本社會各界對其投以關愛的眼神、寄予特別的希望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2 產業的空洞化

近年來，隨著以國際互聯網為先導的信息通訊技術的快速普及以及空運、海運等運輸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經濟正在迅速走向一體化。受這股潮流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組織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搶占新興市場，紛紛將自己的生產據點、乃至研究開發機構轉移到海外，從而使本國的產業空洞化問題浮出臺面。

顯示了主要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近年來的海外生產比率推移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日本制造業的海外生產比率仍低于美國和德國，但是日本制造業向海外轉移的步伐已明顯加快。這一點，在那些技術密集型產業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據日本電子與信息科技產業協會統計，1991年時，在海外設有分支機構的日本企業只有840家，但至2000年，則迅速增加至1263家，其中在亞洲地區由492家急增到871家。

日本失業率的推移

企業在將部分生產據點轉移到生產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之后，當然會將一些先進生產技術也轉移到海外，當然會對國內的生產過剩人員進行精簡。特別是那些大型企業在海外設置分支機構之后，往往還會削減在國內采購的零部件的數量及種類，從而導致國內中小企業的生產萎縮與人員過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小企業為了生存最終不得不緊隨大企業之后移師海外。中小企業追隨大企業紛紛出走，無疑將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的產業空洞化。

產業空洞化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國內的失業率不斷上揚。日本92年的失業率僅有2.2%，但是96年的失業率便急速攀升至3.4%。短短四年，失業率便增加了1.5倍以上。糟糕的是此后四年日本的失業率又增加了將近1.5倍。

產業空洞化還將引發的一個問題是∶政府即使卯足勁擴大內需，因許多生產據點設置在海外之故，未必能有效地促進國內的生產。可以說，只要日本的大型企業仍在不斷的減少國內的采購定單，日本中小企業接受定貨不足的問題就難以解決。如果日本中小企業無法恢復生產活力，那么日本的經濟就很難實現高速增長。

簡而言之，日本的一些大型企業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是眾多中小企業和多數國民并未從中獲取太多的實惠。相反，由于產業的空洞化，企業和個人還不得不承受由此造成的國內生產需求下降、失業率上升的沖擊。然而，經濟全球化畢竟是大勢所趨，日本政府和國民無法逆向操作，很難對企業為了生存發展而將生產據點轉移到海外的行為加以指責。他們能做的只是在承認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努力遏止產業空洞化的發展勢頭。怎樣才能實現這兩個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目標呢？答案是加大科技創新的投入，不斷開發新產品、孵化新產業。唯有此，日本才能在企業紛紛將落后產品、夕陽產業，甚至將部分先進技術轉移到海外時，仍能依靠新興的高技術產業來維持住國內的經濟活力和雇傭需求。

3 趕超戰略效力的衰弱

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崛起，與其注意發揮技術后進國的優勢，積極采取模仿歐美、追趕歐美的科技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為迅速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這一時期日本企業采用多種不同方式，引進、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進生產技術。

蓋爾蒙（Gellman）公司曾應全美科學基金會（NSF）的請求舉行過一項調查，其結論是∶西方發達國家1953至1973年的20年間形成的最有影響的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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