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中國老年雜志訂閱價格表(送媽媽的禮物型46歲)

到有計劃的生育再到選擇丁克，人們的生育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科教興國

1985年前后，李老師已經當了10多年的高中班主任，他一個月工資只有80元，只比在工廠當家屬工的妻子多10元。夫妻倆要用這150元，養活年老的父母和一雙兒女上中學。當時，李老師的鄰居在火車站當裝卸工，每個月能賺200元左右，還有一個鄰居趕馬車跑運輸，一個月能收入300多元。

1987年，李老師也利用星期天做起了小買賣。周末一大早，去批發市場，批發兩筐水果沿街叫賣。剛開始有些拉不下面子，戴了一頂草帽和一副大墨鏡。怕遇到熟人和學生家長顯得尷尬。雖然辛苦，但是每月能多收入六七十元。這筆錢相當于他一個月的工資，可以為家里解決不少問題。

當年，“教授賣燒餅”、“醫生擺地攤”的現象常為人們談論，這種“腦體倒掛”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留給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生活烙印。曾有人算過一筆賬：1985年，一個茶葉蛋的成本為0.15元，市場售價為0.40元，一天只要賣100個茶葉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當時二0二廠的李冠興月薪才掙500元。“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怪現象。

1977年，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從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基礎是教育”的核心思想，為“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簡單的小作坊生產和粗放的商品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提出與深入實踐讓擁有豐富科學知識的科技人才，擁有先進管理知識的管理人才，逐漸成為香餑餑，人才戰略也成為各級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

高考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當時的考生李明華這樣形容自己：“前腳放下大錘，后腳便進了考場。”無數知識青年終于盼到了回歸校園的日子，然而，當時想要走入最高學府，難度非常之大。全國共有570萬人參加高考，每29個考生中才能有一個人考上大學，我市1982年高考報名人數為8788人，錄取1090人，每12個人里才有一個人考上大學，到了2008年，報名人數為25120人，錄取比率達到78％，我市與全國一樣，高等教育已經從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發展到成為大眾化、普及化教育。

國家對人才的日益尊重，已經讓越來越多的百姓明白知識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已不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指導人們奔向富裕的康莊大道。曾經“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怪現象徹底成為歷史的一個玩笑。

如果說萬元戶、下海、計劃生育、科教興國、高考這些熱詞標示了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對財富、思想、生活的迫切追求，那么下崗、黃金周、跳槽、房奴則從另一個層面上展示了近年來人們生活、思想的巨大變化，人們可以主動更換自己的工作，有了長假可以旅游，有金融機構借錢給你買房……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一件件都已變成了現實。

下崗

1995年，下崗風潮終于在包頭的大中小企業全面開花。“那時候大伙兒都怕，有個固定工作不容易，一旦沒了，歲數也不小了，誰愿意啊？”同在東河區一家小企業工作的王阿姨和愛人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下崗還是不下崗？”王阿姨開始動搖，也許下崗并不可怕。當時兒子已經16歲，上學也要用錢，愛人堅決不同意，“兩個人賺錢多好，下崗你干啥去？”兒子卻格外支持，“媽，你下來也沒事，你有能力！”

后來，王阿姨主動要求下崗，這個舉動在當時讓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然而13年過去了，王阿姨下崗后經營的小吃店早已變成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飯店，她不僅供兒子念完了大學，還將兒子送出了國。曾經不理解王阿姨的老姐妹們現在都很欽佩王阿姨當年的魄力。

下崗，職工下崗的簡稱，是我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造成的一種客觀現象。我國人口多，勞動力總量大、增長快，遠遠超過社會生產的需求，就業崗位相對不足，結果造成不少需要分流的企業富余人員暫時找不到就業機會而成為下崗職工。在過去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下，國有企業承擔了過多的安置就業任務，結果造成冗員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把以往積存的富余人員分離出去。

下崗，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一個必然產物。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禪———捧著鐵飯碗，吃著大鍋飯，干好干壞都一樣。那時，能進工廠當工人就算捧上了鐵飯碗，無論干好干壞，都有口飯吃。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下崗以及其延伸出的詞匯競爭上崗，有效地提高了人們工作效率，并分流了部分剩余勞動力，對于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黃金周

2001年“十一”黃金周前夕，王小帥帶著妻子到旅行社報了團準備去上海旅游，這也是他和妻子的第一次長途旅游。平時，王小帥和妻子工作很忙，每天8個點的上班，想出門走走也沒機會。終于等來了7天的長假，王小帥看到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在張羅黃金周旅游，他也想趕回時髦。然而，7天的長途跋涉后，王小帥和妻子除了帶回來大包小包的旅游紀念品外，就是厚厚一摞布滿人影的“風光照”。

為了拉動內需，1999年9月國務院出臺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國慶節、春節和“五一”三個法定假期與前后雙休日“搭橋”，形成三個連續7天的長假。從此，黃金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休閑方式，也造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假日經濟”。

從2008年起，“五一”法定假期從3天改為1天，意味著“五一”黃金周被取消。

從1999年到2008年，黃金周已經走過10個年頭。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長假消費熱潮，從最初的備受追捧到現在的飽受爭議，它雖然給人們帶來了大量休閑的日子和消費的日子，但近年來，黃金周的問題也在顯現———環境的破壞、物資的過度浪費等等。因此，黃金周的去與留一時成為人們的熱點問題。然而，隨著“五一”黃金周的取消和帶薪休假制度的建立，黃金周現在的問題已不那么刺眼了。

跳槽

就是指調換工作。原來，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是不能夠隨便跳槽的，單位把人死死地束縛著，不少人甚至一輩子都在一個廠子里干到退休。想要跳槽換個單位，難度可大了，兩個單位和兩地人事局之間，要跑好多次才能辦妥手續。

在包頭的一家媒體工作近十年的張先生去年跳槽了，朋友們稱他有魄力，守在一個穩定且收入不錯的事業單位，是多么令人羨慕，可張先生卻放棄了這份穩定的工作，跳槽去了企業，也許更高的收入、滿意的職位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他跳槽的原動力。

俗話說得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可要將跳槽這件事放在二三十年前，難！要通過層層批準，要在一紙調令上蓋無數的印章。跳槽到了今天，已經不再是什么新鮮事了，只要你樂意，接收單位樂意，再也沒人能拖你的后腿了。跳槽、炒老板的魷魚也已經成為許多白領們的口頭禪。

房奴

2007年5月，結婚5年的張女士決定為剛出生的兒子換房，她在保利花園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價格是3400元/平方米,她用公積金辦理了20年的住房貸款，每個月的還款額度是2400元，這要占到家庭收入的1/3。對于這筆貸款，有一定積蓄的張女士表示，雖然能夠承擔得起，但如果考慮到孩子將來的教育開支，這個貸款買來的房子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品位。

2006年，房奴這個閃現著智慧光芒,也透著辛酸的新詞匯開始在民間流傳。它指城鎮居民抵押貸款購房，在生命黃金時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償還貸款本息，從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購房影響到自己教育支出、醫藥費支出和撫養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奴役般的壓抑。

在房價不斷攀升的2005年到2006年第一季度，市場上已經無法找到中低價格的房地產，導致很多購房者背上了沉重的還貸負擔；同時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2006年先后宣布的加息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對房貸負擔的擔憂。對高房價和高利率的雙重擔憂導致人們擔心會像奴隸一樣為銀行工作，房奴這個詞應運而生，成為房地產泡沫的象征。同樣的詞還有“負翁”。

貸款買房實現了很多人“居者有其屋”的夢想，但貸款買房也讓很多人背負了巨額的經濟負擔。當然，房奴這個名稱如今看來尷尬而辛酸，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人們還都住在“筒子樓”、“鴿子籠”的時候，房奴，那又是怎樣一個幸福的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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