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二戰后國際石油貿易的認識和看法(怎樣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與生產力發展的因果關系)

個問題。近年來，美國的總儲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 。于是，美國就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特性向全世界借錢，來維持一定的投資水平和高消費。

第三，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國貨幣當局在長時期內的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美國的資本市場。當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經濟學家如耶魯大學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的批評，在一次講演中提出美國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動”（Irrational Exuberance，現在往往被譯為“非理性繁榮”）后，世界股價應聲而落。紐約股價也下降了2%。從此以后，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動”，而是轉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美國資本市場的繁榮，結果形成了巨大的網絡泡沫。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以后，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而且鼓勵衍生工具的發展，放松對它的監管。90年代中期創造的一種衍生工具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到今年總規模已經到了6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6倍，衍生產品總規模達到530萬億美元，約為美國GDP的40倍！

從短時期來看，美國經濟顯得很有活力。但實際上它所創造的大量“金融財富”只是紙面上的財富，甚至只是電腦上的一些符號，一有風吹草動，便會煙消云散。美國的這個深層的結構問題，通過美元的發行，五花八門衍生工具的出臺，通過美國金融體系滲透到世界各國，使世界金融體系中充滿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種沖擊的觸發，都會引起世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次貸正是觸發這一危機的引信。

第二，中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近來出現的困難是由“華爾街金融海嘯”，或美國金融危機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認為這種判斷并不準確。由于中國經濟已經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體系中積累起的種種問題不可能不在中國經濟體系中有所反應。事實上，近年來人們愈來愈被中國經濟日趨嚴重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擾。這里所謂的內部失衡，是指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而外部失衡，則是指國際收支的盈余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雖然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和美國經濟的內、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卻是互為補充的。它們共同構成了當代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類似的缺陷，因而表現出某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性。

從中國方面來看，事情的根源還要從中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方式說起。這種從蘇聯學來的增長模式的古典狀態，是靠高額資源投入，特別是高額投資來支持經濟增長。雖然馬克思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指出過，西方國家這種由投資驅動的早期增長模式一定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工農大眾消費不足，并導致資本主義的危機爆發，但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卻把它確定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和工業化道路。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引進了了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它的極端形態，1958年的“大躍進”，使中國人吃盡了苦頭。

改革開放以后，用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高增長而沒有出現50年代出現過的嚴重問題，這主要是得益于中國在對外開放中采用了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實行的出口導向政策，用出口需求來彌補的內需的不足。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需要在非農產業中找到工作崗位的情況下，利用發達國家儲蓄不足、消費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導向政策向它們出口，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無可置疑的積極影響。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在成功地執行了這種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外匯存底大量積累，貿易摩擦和本幣升值壓力增加等問題那樣，中國在本世紀初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來說，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實現它的市場化。東亞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或多或少的認識到了這種必要性。但哪怕是認識到了，由于調整原來利益格局的困難，使這種改革很難進行。就中國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經濟學家就不斷呼吁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和升值，但這種意見很難得到政府領導和大眾的認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幣才開始緩慢升值。由于存在進一步升值的預期，促成了熱錢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在升值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采取入市干預的辦法，大量收購外匯來抑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中國人民銀行收購的外匯越來越多，收購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購約3億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經到了每天平均收購7、8億美元。今年最高點是4月，每天約收購26億美元。2006年10月國家外匯儲備達到88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目前的國家外匯儲備超過了1.9萬億美元。根據“克魯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實行固定匯率，必然使貨幣政策失去了獨立性。為了收購這么多的外匯，中國人民銀行大致發行了1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形成了70萬億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雖然人民銀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對沖，但是很難把它沖完。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使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虛擬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市價格雙雙飆升。2007年11月，中國股票市場的靜態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總市值33.62萬億元（現在只剩下9—10萬億元）。

第三，金融海嘯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

其實，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暴露出來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會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從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到效率拉動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轉變過來。21世紀最初幾年，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已經完全收緊，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無法再續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驅動造成的種種問題也日益顯現。等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各種矛盾都同時暴露出來，就使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顯得更加復雜和難于處理。

金融海嘯對中國經濟形成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況下。金融海嘯一爆發，美元資產減值，或美國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會使中國金融體系中的虛擬資產突然消失，使流動性過剩轉眼間變成流動性短缺。南方地區有些企業前幾天還經營得好好的，資金鏈突然中斷。

第二，我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高達35％，當其他國家特別是占我國出口20%左右的美國市場出現衰退，出口企業就會受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做過一個分析，他們認為美國的增長率如果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

既然金融海嘯會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造成這些直接、間接的各種各樣的沖擊，應該把這個困難估計得大一些，及時采取有效的對策。

第四，可以考慮的對策。

我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去分析應當采取的對策。

短期對策

從國內看，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努力保持市場不至于崩潰。由于虛擬財富的大量消失，資產市場崩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價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釋放了泡沫中的空氣。現在更值得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怎么防止突然崩盤，實現安全著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需要審慎對待。

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說，我的看法是在貨幣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當然，在流動性極度短缺的情況下為防止金融系統崩潰適當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過度放松。

在貨幣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用松的財政政策來跟它搭配。此外還應該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貨幣和增加市場需求的辦法來活躍經濟和防止中小企業大批歇業、倒閉。1998年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中國政府除了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1800億的國債投資以外，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業：要求經貿委建立中小企業司，統籌扶持小企業的事務；同時，要求各專業銀行建立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決定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10個百分點；經貿委和財政部還幫助各地建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錢，但對支持中國經濟抵御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間國務院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對解除勞動合同各種情形所作的歸納說明、浙江把“地下錢莊”的借貸活動“翻明”、“轉正”等等，我認為都是很正確的措施。

另外，從對外政策上說，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比如說是不是應該趁此機會用人民幣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時間有些國家提出來要與美元脫鉤，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采取這樣的辦法，或者說是不是應該拋售美國國債。我同意一些學者的意見，覆巢之下無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國在穩定世界經濟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贊成中國政府公開表明的態度。這就是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通力協作，同舟共濟，共度時艱。

長期對策

從長期來看，對國內經濟根本的任務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因為這是造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中的一些由資源過度耗費造成的問題，對于環境造成的問題，由于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以至于金融體系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在討論“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以前出過兩版，最近根據金融海嘯以后的情況加寫了一章，把2003年以來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特別是50人經濟論壇在2006年7月的田橫島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作了概括。

對于世界金融體系，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后形成的由不受約束的美元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有利于各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新的世界貨幣金融體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國應當發揮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實現。對于應當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體系的問題，目前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形成地區的儲備貨幣體系等等。有關國家應當對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進行討論和協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給美元的發行套上籠頭，置于某種國際監管之下，而不能沒有約束。

第五，根本問題在于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夠保證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體制。

前面講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已經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能夠實現轉變。“十一五”在這方面提出的變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實際措施是正確的，可是轉變進行得并不是很順利。主要的問題在于實現這一轉變存在體制性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了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利，使政府官員能夠運用這種配置權力，投入大量土地、資本等資源來營造所謂“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等政績目標。

為了實現產業提升，一方面需要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進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應當加快新的、具有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現在看來它們的發展遠遠跟不上需要。現在對于新增長點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技術人才不足，中國人創新能力差，不具備這方面的比較優勢，產業提升還不現實。我不贊成這種消極悲觀的估計。雖然中國技術人員總人口中的比例還不高，但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教育事業有了很大量上的擴張，因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絕對數早已超過美國，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發經費也已經超過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國技術人員自主的發明為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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