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及市場結構有何特點和趨勢(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構成、特點和組織結構)

，由于B考慮到民盤的價格對他十分有利，于是立即用電報發出接受通知。事后雙方對合同是否成立發生糾紛。問A和B之間的合同能否成立？為什么？

分析：A與B之間的合同不能成立根據《公約》第 15 條規定：1）發盤于送達受盤人時生效。2）一項發盤即使是不可撤銷的，也可以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發盤送達受盤人之前或同時，送達受盤人。”本例發盤人 A 對 B 發出的盤雖然是實盤，并注有不可撤銷的字樣，但這個盤是 2月 17日用航空信發出的，2月 19 日才送達 B 處。A 在2 月17日上午用空郵發出實盤后，又于當天下午用電報發出撤回通知，這項通知于 2 月 18 日上午送達 B 處。由于 A 的實盤尚未送達B處，即在該項實盤生效之前，A的撤回通知已送達 B 處。當 B 于 2 月19日收到實盤時，該項實盤已經失效盡管B立即發出接受電報，合同仍是不能成立

6、我某出口公司就鋼材對外發盤，每公噸2500美元CIF倫敦，現外商要求我方將價格改為FOB深圳鹽田，我出口公司應如何調整價格？如果按CFR倫敦條件簽訂合同，買賣雙方所承擔的責任、費用和風險與FOB、CIF有何不同？

分析：1、我方應提高對外報價。因為以CIF價格成交時，我方需要負擔從裝運港至目的港的正常運費和保險費。2、當最后我方以CIF術語成交時，賣方不但增加了訂立運輸合同和辦理保險手續責任，而且還增加了從裝運港至目的港的正常運費和保險費這兩項費用的負擔。但不論以FOB還是CIF術語成交，買賣雙方承擔的風險都以裝運港的船舷為界。

7、我方以FCA貿易術語從意大利進口布料一批，雙方約定最遲的裝運期為4月12日，由于我方業務員的疏忽，導致意大利出口商在4月15日才將貨物交給我方指定承運人。當我方收到貨物后，發現部分貨物有水漬，據查是因為貨交承運人前兩天大雨所致。據此，我方向意大利出口商提出索賠，但遭到拒絕。問：我方的索賠是否有理？為什么？

分析：我方的索賠是無理的。因為本案中，我方收到貨物后，所發現的部分貨物的水漬，是因為我方業務員的疏忽而導致意大利商人推遲交貨而造成的，責任應由我方承擔。因此，我方的索賠是無理的

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與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種相對落后的國民經濟結構進行改造，使異質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為同質的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于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以盡快完成國民經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一、建國以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

1、趕超型發展戰略與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深化

受建國初期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下，我國選擇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這一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試圖通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超高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由于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的，一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儲蓄率低，資本積累能力不足，資金嚴重匾乏。二是傳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不高，產出水平低下，支持工業化的能力有限。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不能象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初那樣通過對外掠奪來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通過引進外資的辦法來補充國內資本的不足。而且由于重工業資本高度密集性的特點，使得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征的趕超型發展戰略與我國的勞動力豐裕、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特點相矛盾。為了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必須依靠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統一調配資源，以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并減輕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勞動力的轉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壓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人民公社、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

趕超型發展戰略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通過從農業中提取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以及重工業的自身循環所創造的社會需求，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大難題，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但由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 ．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戰略調整、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

從1979年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推動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市場機制的誘導下，農業生產不斷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了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為例，在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農業生產資料來源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農業投入中來自農業內部的比重已從46．7％，下降為39．l％，而由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從41．7％，上升為 44％。這說明農業與現代工業部門的產業關聯趨于強化。同時，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包括工業、建筑業、郵電業、商飲業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對農業的服務貢獻率明顯提高，從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后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在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提高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個百分點，在這期間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從17．33上升到17．92，16年間僅上升了0．59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處于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后，1978??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約0．81個百分點，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萬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平均每年轉移為715萬人。與此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 70.5％，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間共下降了20 ．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間共上升了5．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快速上升，從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間共上升14．7百分點。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于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于均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征，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系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并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 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于下降，從高于1的方向向1趨近。

二元對比系數是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成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小，反之，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通常總是低于1。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征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除具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之處外，由于其結構轉換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還具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l、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

我國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見表 2）。1999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為50.1%，二者相差-3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3％，勞動力的比重為23．0％，二者相差2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3．0％，勞動力的比重為26.9％，二者相差6．1個百分點。顯然這種差異，第一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小。

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絕對對稱是不可能的。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的技術進步速度遠遠大于第一產業，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慢于產值結構的轉換。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其就業結構滯后性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在《197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揭示出這樣一個規律，發展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時（1979年價格）達到相等，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兩部門的勞動力份額也達到相等。我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134美元時達到的，當時，工業為38％，農業為39％。到198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 1．3倍，達到310美元，而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僅為17．2％，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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