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及市場結構有何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有哪些特點？對中國的貿易有何影響？我們如何面對？)

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征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除具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之處外，由于其結構轉換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還具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l、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

我國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見表 2）。1999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為50.1%，二者相差-3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3％，勞動力的比重為23．0％，二者相差2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3．0％，勞動力的比重為26.9％，二者相差6．1個百分點。顯然這種差異，第一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小。

由于各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絕對對稱是不可能的。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的技術進步速度遠遠大于第一產業，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慢于產值結構的轉換。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其就業結構滯后性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在《197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揭示出這樣一個規律，發展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時（1979年價格）達到相等，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兩部門的勞動力份額也達到相等。我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134美元時達到的，當時，工業為38％，農業為39％。到198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 1．3倍，達到310美元，而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僅為17．2％，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68．4％。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轉換的嚴重失衡，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扭曲。從工農業產值構成看，到80年代末，我國的工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結構來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第一產業仍占勞動力份額的 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見表2）。

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業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阻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都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則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超前發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與此相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特點。

我國產值結構中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不僅遠遠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國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業就業份額過低直接相關。表3的數字表明，我國1999勞動力就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僅高于 1988年的泰國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卻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國。如果以我國90年代初的就業結構來進行比較，則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是上述各國中最低的（1991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60％、21． 3％和18％）。

3、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工業化率。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出與上述城市化發展規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見表 5）。1999年我國制造業比重為42．7％，不僅大大超過了處于工業化中期國家的水平，并超過了工業化后期國家的平均水平達10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指標僅相當于工業化中期的水平，為 30．98％。

中國實行商品經濟有何利弊

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劃"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么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可以達到社會的經濟效率。它對于以市場取代計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目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我國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于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后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于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盡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的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于價格的理論，不是關于企業的理論。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合同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于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于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并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并對癥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于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應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后運用。

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對經濟影響的問題。這是較前兩例--市場和企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的發揮和企業活力的展現都有著基本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同于前兩例的是，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的資源分配和企業問題的研究那樣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基礎，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而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而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非常不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于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并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并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系，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并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干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干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予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干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愿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90年代俄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于俄國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鉤，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俄國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這一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反過來，不僅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于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的和最受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近年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內容。而轉軌經濟學的這一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它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的影響--畢竟在制度環境方面發展中經濟與轉軌經濟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了研究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的關系。它還引發了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經濟學（包括金融）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范圍內（包括發達國家）的財政體制、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制并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和經濟表現的影響，而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點。由此看出，對轉軌經濟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的確也會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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