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人民幣貶值對外貿的影響開題報告(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貿影響與對策)

外方股權不超過33％）。同樣，外國證券公司也將獲準同國內的機構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經營國內人民幣證券的發行、銷售和交易。這些旨在部分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措施，將對資本項目產生深遠的影響。外資金融機構能夠向居民如中資企業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國公司提供在岸和離岸的金融服務，將不可避免地促進跨境資本流動，致使現有的管制過時或失效。

除了這些開放措施，入世還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協議，包括商品貿易多邊協議（其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h）最為人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知識產權中與貿易有關部分的協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有關條款禁止成員國對與提供協定中規定的服務有關的資本交易施加限制。盡管這些協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務貿易自由化，而不是資本自由流動。服務貿易總協定在全球范圍內（不同于區域的范圍，如經合組織或歐盟），按照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規定，要求取消部分資本管制。服務貿易總協定因而敦促像中國這樣的新成員國重新審視并放松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

最后，中國對入世所做的一攬子承諾也要求開放曾～度限制外國投資的行業。這些新開放的行業將包括電信科貿和國內零售及批發。外國投資對其它行業的參與將進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業、農業，也包括商業銀行和保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在開放程度方面已經優于很多國家，入世之后將更加開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資預測可達到1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將大大增加相應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與債務融資、跨國公司為對沖風險要求進行的利率與貨幣互換，以及盈利、紅利、利息收入、資本增值和本金的匯回。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

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成為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

中國在資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經驗對管制的有效性產生了嚴重的疑問。中國入世之后，將采取重大措施放開商品及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的貿易。屆時，維持資本管制的難度可能越來越大。此外，繼續實行資本管制與國內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不相容的，因為資本管制引起扭曲，誘發資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統的腐敗，同時限制了有效的定價及資本配置。因此，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盡早自由化將促進國內的結構改革，保證中國的企業和銀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競爭的挑戰。

民營化帶來的是國有企業關停并轉與減員增效，由此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及支離破碎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產生巨大壓力。為了對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會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金方面進行了改革。長期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資金完全有保證的民營養老體系，輔之以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金制度，以此為退休人員提供最低的養老金。為了向養老金制度轉換提供資金，中國將尋求民營化收入與發行長期公債相結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環是發展一個有深度、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以此吸納新的民營化，并允許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業已部分民營化）公司的股權。

中國的股票市場盡管只有10年的發展歷史，但其市值已達5900億美元。中國股市令人驚異的發展得益于個人高儲蓄率及公眾對持有高風險證券的“好胃口”。不過，中國股市主要為零售投資者驅動，因而流動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動性大。國內大規模民營化計劃中大量等待發行的股票可能帶來市場巨跌甚至崩盤的威脅，并引發政府所擔心的社會不安定。解決的辦法之一是向市場引入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養老金和保險公司。隨著國內基金管理行業的發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國投資者通過“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QFII）的計劃進入國內市場。

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計劃有望在今后的18－24個月內引入，這將成為邁向更為自由的資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將首次允許外國資金——盡管是受控制的——進入國內人民幣證券市場。外國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無疑將對國內市場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進而推進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營化和養老金改革。

成功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前提條件

如果中國入世將最終削弱其資本管制，同時中國認識到資本自由化將大大有利于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問題，即中國能否在足夠短的時間內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同時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避免可能的風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分析家持非常懷疑的態度。廣泛認同的觀點是，中國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作好迎接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準備。

這一觀點存在兩方面的錯誤。首先，夸大了封閉的資本項目保護中國免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資本管制實際上遠不如廣泛認為的那樣有效，這有大量的有關資本外逃的文獻為證。中國得以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惡性傳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此前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成功。中國政府在1993—1996年實行的緊縮政策有效治理了幾乎失控的通貨膨脹，同時抑制了經濟過熱及房地產的投機泡沫。1994年以來的貨幣緊縮政策及財政整頓恢復了宏觀穩定并扭轉了外部失衡，經常項目穩步改善，官方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正是這些經濟基礎性因素，而非資本管制，使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在亞洲危機中應對惡劣的外部沖擊，并避免了人民幣貶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國順利過渡到開放的資本項目需要同樣的宏觀條件。堅實的基礎及良好的經濟政策，對于中國充分享受資本自由流動的益處，同時避免自由而多變的資本流動的潛在不穩定效果，至關重要。

脆弱的國際收支狀況通常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礙。但是，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目前與中期展望均顯穩健。盡管經常項目的盈余在中國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涌入的前景，意味著中國在中期內不可能經歷大規模的、持續的國際收支失衡。適度的外債規模及充實的外匯儲備也為抵御外部沖擊提供了保障。中國國際收支狀況的實力成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成功實現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放開資本項目的第二個條件是良好的國內金融體系。這可能是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金融改革。中國已經迅速關閉了喪失清償能力的金融機構，如廣國投、海南發展銀行和一大批面臨困境的“小國投”。中國政府已采取措施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并設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這些大銀行的壞賬。中國政府還為處理大量有問題的農村信用社制定處置預案。此外，中國政府還表明了國有銀行民營化的意向，目的是強化其資本基礎并改善其經營。中國人民銀行也努力完善其審慎監管的能力。中央銀行的目標是在今后幾年里放開國內利率。入世之后銀行部門的逐漸開放將引入競爭和國際經驗，促進國內銀行系統的重組。盡管要使銀行部門恢復健康耗時而費力，但中國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一段時間（如3－5年）內持續努力改革國內的金融部門將強化其基礎，從而大大提高中國放開資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后，為了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后的外部沖擊，中國已經開始從目前事實上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漸過渡。國際經驗表明，僵化的匯率制度在資本自由流動的體系下是不可持續的。靈活的匯率及審慎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大大減少在開放資本帳戶條件下貨幣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國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將有利于其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結論

入世將大幅度推進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促進貿易和資金流動，并加快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鑒此，入世將對中國目前的資本管制體系產生巨大的壓力，明顯威脅這些管制的有效性。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使提高了的貿易開放度與持續的資本流動限制之間的沖突凸現出來。同時，加速進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養老制度改革、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將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需求，由此對大幅度放開資本管制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中國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取得的進展以及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換，也將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由此，本文預測中國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不過，資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續5年的時間內逐步實現。自由化也不意味著各種類型的資本自由流動同時實現，而可能是先放開流入本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其次是逐步開放外商對國內人民幣證券投資，再次是本國具備條件的企業對海外直接投資，然后是本國對外借款舉債，最后延伸到國內居民的對外證券投資。

盡管中國爭取入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中國即將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使資本自由化問題提上了日程。對中國盡早放開資本項目而言，入世既是壓力也是動力，盡管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的領導層對待資本流動更加慎重。考慮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的決策者可能密切關注國內金融部門改革的順序及資本項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機就不成熟。同時，還應強調有利于資本自由流動的貨幣和匯兌機制。在這方面，中國已經開始向更為靈活的匯率體制轉換，以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后的外部沖擊及變化不定的資本流動。

入世之后將實施的大規模的貿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預期的資本自由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利益，推進其經濟改革進程，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顯然，中國采取一個更為自由化的貿易和投資體制也將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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