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元朝對外貿易繁榮的原因結合時代背景(提煉古代中國各個時期文學藝術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并總結出文化繁榮原因的一般規律？)

宋代的商業行業明顯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當，可以說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產物。南宋臨安城里從熟食小點到穿著衣服或家內雜務用具，都有專門制作的私營手工業作坊。僅僅《夢粱錄》卷13《團行》條所記載的就有22種。這就可以說明宋代的城市經濟中作為商品的成分越來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滿足生產者自身和貴族階級為目的的城市手工業趨于瓦解，生產的對象，成為了這個城市中廣大的市民，這無疑是一大轉變。飲食業的發展，則更加可以可以看見一種新的城市生活習慣的產生。據《夢粱錄》卷13、16的記載，臨安單是供應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種。當時臨安著名的飲食店就有上百家。市民們越來越喜歡到遍布街頭巷尾的飲食店去購買食品“以為便”。

筆者認為，城市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體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更加地愿意在整個城市體系中處于一種比較單一的環節——也就是分工越來越細密，一個人，在城市中，很難通過以自我為對象的生產來達到滿足自身的目的，著就要求各種服務和生產行業從原本的個體生活過程中脫離出來，成為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一門新興的行業，成為城市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環節。這種體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對這種城市體系的適應和以來程度越高，城市發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種新興的行業中，浴室行業則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開設公共浴室。南宋時經營浴室的商人們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時沐浴。陜西扶風縣法門寺浴室規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廁所，官府重視城市垃圾和糞便的妥善處理。臨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戶疏通溝渠，有差船將道路上的淤泥運到鄉下。每天有人打掃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則給一定的報酬。

大量以市民為服務對象的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出現以及許多傳統的行業逐漸因以市民為服務對象而出現新的發展，都充分說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質文化的發達。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發展，可以說是宋代市民物質文化發展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方面。

飲酒和飲茶的風氣雖然并非是開始與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銷售規模飛速擴大：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記載，神宗寧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國260個城市轄區中，設有榷酒務（官辦的造酒作坊）1800多個。宋代的財政開支大約五分之一靠酒稅支持。

同時，由于城市中多層封閉的坊市制度的破壞，商業市場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興盛起來了。由于市場商品交換非常發達，為了適應市民階層的需要，酒肆已經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設有設有許多酒肆和茶坊。據《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東京擁有大酒肆72個，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數”。而《宋會要輯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腳店酒戶內撥定三千戶”的記載，說明當時東京的中小酒肆不會少于三千。南宋版圖小于北宋，但酒稅卻幾乎與北宋相當，甚至超過北宋。可見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間美術已經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娛、祀的諸多方面。”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藝術家們已經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為藝術的對象和來源，這不能不說是對市民生活和藝術關系的認識的新特征。繪畫中的風俗畫，如《七夕夜市圖》、《清明上河圖》就是反映實際的佳作，在藝術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學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在今天都是文學與史料價值兼備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發展、基于商品經濟的心理文化

物質文化與動態文化都是文化的外顯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層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內所共享的知識、態度和價值，它實際上也就存在于物質文化與動態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為主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使社會流動性得到很大加強，于是官民往往轉化迅速、頻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簡直成為士大夫的口頭禪。“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趨勢在經濟上反映的是社會階層經濟地位的波動態；在文化上則是“貧富天定”的傳統觀念受到實質性的沖擊。

宋代的商品經濟思想有較大的變化，傳統的“重農抑商”論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總的來說趨向寬松，促進了商品經濟思想和觀念的發展。

宋代中后期，農業和工商業得到了高度的發展，而它們的發展，對各自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農業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產了人類生產、生存的基本資料，沒有農業就沒有一切。因此，在經過戰亂之后，生產凋敝的時期，農業衰退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會尤其突出。減少農業勞動力而阻礙農業發展的商業，自然就會遭到壓制，這是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但是，當農業發展后，生產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農產品有所剩余的時期，農業的地位就自然會下降。而使商業的作用，就在于使產品通過商品流動的方法實現資源的配置，以實現財富生產效率的提高，這在生產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時，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經濟的活躍，使中國封建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實行的那種“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遭到了強有力的沖擊，商人的社會作用日益為人們所認識，開始出現了“工商亦為本業”的思潮，有人認識到：“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東都事略》中寫到：“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寧熙年間，宰相韓琦也指出：“商者，能為過致財者也。”比較激進如葉適者更認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在前文中提到的東京和臨安的商業街的分布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被認為是與皇帝的威望息息相關的御街上，允許原本被認為是十分低賤的商業的大量存在，這本身難道不是一個具有標志性的變化嗎？這應該可以說明商業的價值已經為社會所認可。宋代商業的發展使商人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這一方面是商品交換與人們的生活關系更為緊密的結果，社會分工的細密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擴大了對商品的要求，商業在社會生活中越來越重要，從事商業的商人地位隨之有所提高。

商人開始被看成是與社會其他階層平等的“齊民”。宋代的法律中，沒有對商人犯罪加重懲罰的例律。不僅如此，商人已經開始了獨立的斗爭。開寶七月，東京有商人被冤枉殺害，引起了商人的罷市斗爭，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協。盡管有學者認為，當時的罷市斗爭的手段是簡單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較原始和具有妥協性的。但是筆者認為，一個階級或者是一個階層，當他們開始獨立斗爭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就足以說明了他們的獨立的階級（階層）意識的覺醒；在客觀物質方面，也可以說明他們在這個社會體制中已經擁有了一定范圍的決定力量，盡管這種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間范圍有大有小，但是它確實存在著——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業化的社會中，工人的罷工才會有力量一樣，只有在商人在社會體系中不可缺少時，罷市才會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協，更說明了他們的這種獨立的階層意識和社會影響力已經得到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承認。盡管他們還很幼稚，但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成長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上崇商棄農、士商滲透和官商融合漸成風氣。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較復雜，商人被傾心接納，以禮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積極投入經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達，轉而從事貿易經營，有些還是學術上有相當造詣的學者。

都城中的廣大平民也紛紛“棄本逐末”。元豐年間，東京開封的工商業者大約有一萬五千多家，約站總戶數的十分之一。南宋臨安中則流行一句俗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以上這些，大致可以看出，隨著城市為核心的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以城市為主要空間的商業開始被重視起來。而以工商業者為主體的市民階層，也在這一氛圍中看中自己的價值，產生了越來越強的獨立性，對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帝國的意識形態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隨著城市經濟的高度發展，城市居民的性質也在漸漸改變，產生了市民階層。到宋代，隨著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市民階層的隊伍不斷壯大。他們的誕生，本身就是中國經濟史上、尤其是城市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僅預示了中國古代城市傳統的職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盡管這種變化在當時乃至后世封建社會都不是那么十分明顯。還內外史家大膽地認為中國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經背離了傳統的割據，進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時期。如果這結論成立，那么以工商業者為主題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誕生，則毫無疑問是這個結論所包含的一個重要內涵。

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用城市生態理論對南宋的杭州進行分析認為：杭州的城市中心為資本和金融店鋪的集中點，而皇宮卻在一隅，同現代城市的空間結構相似，顯示了現實主義的城市規則，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產物。

日本更有學者認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英國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模式》一書，就把北宋到清稱為“晚期帝國”1975年，美國出版的論文集《中國宋朝的危機和昌盛》導言中，就寫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這三個世紀，即所謂唐、宋過度時期，這點現在已經幾乎成為自明之理。”

筆者認為，從社會形態的角度來講，宋代由于市民作為一個日益具有獨立性的階層的興起，是宋代社會形態發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在自秦朝就開始的、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帝國的意識形態支配下，宋代出現了一個市民階層。他們一反傳統的主張“靜”、崇尚“神”的社會特征，提倡“動”和崇尚“人”。回顧世界歷史，盡管由于不同的歷史條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較一下歐洲的歷史，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為歷史的一支新興的進步勢力的價值呢？

遺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為結束的。盡管按照傳統的看法，元朝是個城市經濟發達的朝代，但是筆者有個懷疑，那就是作為一個文化比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們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識方面能夠迅速地和商品經濟發達的社會狀況接軌嗎？當然，他們已經盡力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但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并非是儒家經典中所能夠描述的。況且，作為“外來民族”，蒙古人對中原的“漢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備，是以壓制為主的——這也是他們會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必然會以相對的自由思想為產物，這顯然是皇帝和貴族們不愿意看到的。

為什么宋元時期會涌現出大量的科技發明?

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科技，是在隋唐經

濟高度繁榮基礎上的延續。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長期分裂割據和混戰的局

面。那時經濟發展，城市繁榮，航海和對外貿易空前活躍。元朝實現了全國性的

統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兩大因素的結合，使宋元文化突飛猛進，涌現出

一批著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宋代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明人徐有貞指出：

“宋有天下三百年，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范文正公集》補編《重建文正書院記》）

。在守內虛外、尊師重道、廣納賢才、優容文士、廣開言路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了大量信手拈來都是大腕級的文化人物，他們在建設兩宋文化的過程中，把中國古代文化升華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兩宋文化在登峰造極的發展中無不透露出精致深邃和細膩豐滿的特征。

藝術家。

反映了那個時期我國科學技術在世界上的

領先地位

唐朝和明朝時期有關貨幣的史實

除了大規模的貿易和開拓國際市場以外，明代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貨幣政策。這其實也就是白銀貨幣的問題，這是貫串這段歷史的一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