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保護我國海外利益之研究論文摘要(求一篇關于山西旅游業發展的論文。要有摘要的那種。小弟不知道該從哪里下手。)

立偏遠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遠位置、晚起步的發展、相對稀少的人口，都讓早年的澳洲白種移民感到不安，擔心自己被西方遺棄。這種脆弱性的想象帶來不安，使澳洲希望盡可能的以各種方式確認自己居于西方國家，并以身為大英帝國的一員為其歸宿。而在外在物質的聯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時常必須依賴母國的接濟，在經濟開始發展后，與英國以及日后與美國的貿易，構成了經濟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國防在二戰前更是依賴英國的保護。在這種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對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歸屬感及外部實質上的依賴，導出澳人比 其它 國家更在意確保自己身為優越西方的一份子，且與強大英美均維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這種心態下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的基本國策，對于中國和日本等亞太勞工移民的進入，澳大利亞以白人為主的社群在早期顯得相當憂慮，澳人因為特別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對亞洲移民加以區隔歧視。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內的自信相對不足，澳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因而特別易于產生優越感，藉由歧視他們來獲取自信失落的慰藉。雖然身處亞太，但澳大利亞過去在論述上認為亞洲是“另一個世界”，然而由于他們實際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個世界”較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們對于“亞洲黃種人”可能帶來的威脅特別敏感。讓澳大利亞早期在亞洲特別感到威脅的國家有二，一為甫成為新興強國的黃種日本，二為擁有龐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能代表“東方”的中國。一直到二次大戰后，在澳洲開始轉向多元開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從純粹西方國家的角度來想象自己，并透過英美來認識世界。

澳大利亞對母國英國從崇拜并安于其傳統關系，到產生不滿與 反思 ，在歷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為轉折點。澳大利亞早年在外交上僅關注于與母國的聯系，對外并未有太多獨立發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國來代表澳大利亞。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防線已經兵臨澳洲本土之際，英國首相丘吉爾否決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請求，還準備將澳洲在中東戰場的精銳第七師軍團調往緬甸支持。在危急時刻澳洲國會通過召回澳洲第七師的決議，出身工黨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辯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宣告澳大利亞認為太平洋戰爭對澳洲而言是一場主要的戰爭，澳大利亞應該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將轉而關注與美國的合作。太平洋戰爭確實引起了澳洲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亞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位于亞太的國家，而日本兵臨城下與英國輕視帝國邊陲戰場的態度，強烈刺激了澳大利亞要保衛“自己”的這種想法，促成澳大利亞有別于大英帝國的自我獨立意識。

二戰后澳大利亞轉向追隨美國，然而這種追隨已經和過去從屬英國的關系不一樣，澳大利亞和美國在歷史記憶中的政治位階同屬獨立后的英國殖民地，美國像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優秀的兄長。在這個時期，澳大利亞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已漸嶄露。二次大戰結束后，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歐美各國有了實質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戰格局下，澳大利亞追隨著美國以兩大陣營對峙的觀點來認識世界。1972年，工黨領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為澳洲，取代了戰后長期執政有著親英美傳統的自由黨，采取了反戰等非親美策略，開啟了新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上嶄新的一頁，同時白澳政策也在此時正式被廢除。

不久之后，發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黨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時任總督一職的克爾(John Kerr)請求參議院改選，而寇爾竟宣布以總督職權解除民選惠特拉姆的職務。這個事件確實激起澳洲民眾再次對自我走出英國關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國加入歐盟的這件事，其實已經對澳大利亞傳統親英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打擊。70年代，先是美國反傳統的浪潮影響到澳大利亞新興社會風氣，且各國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現實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況，澳大利亞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亞所呈現的文化多元性似乎與美國不同，其既想要改變過去依附推崇英國文化作為唯一主流的立場，然而在自我價值相對薄弱下并沒有很強的主體文化基礎。由于他們不似美國擁有“美國精神”般的也有某種澳大利亞精神，或說澳大利亞精神是在后來才逐漸形成并以開放、多元和自然為期待，因此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質可能更易接受各種外來的刺激影響。美國文化的多元性是將各種文化吸納進美國這個主體，然而澳大利亞的文化主體則由于沒有強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種外來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構成，寬松開放的文化主體使澳大利亞能去追求展現出一種“世界性”特質的理想。

這種澳大利亞對自己擁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現在尊重國內的多元文化共生外，還展現在澳洲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澳洲自二戰后便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對事務的意見上，努力表現超然中立，從一種以世界為考慮的高度上去思考。在這種世界性的展現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屬于自己的價值與榮耀。且由于站在這種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亞能對以往極依賴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環保、軍事等議題上皆曾與傳統西方國家對立，而人權議題更在白澳政策廢除后成為外交主題之一。澳大利亞對追求世界性的開展和對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關聯的，澳大利亞在走出英國、反省一昧追隨美國以及放棄極力確保自己為西方歐洲國家的進程中，開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時，澳大利亞的地理偏遠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國際發聲時顯得超然中立，而國內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傳統則留下的自然思維等，皆有利于其對世界性追求的開展。

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說她的親英美傳統消失了，事實上無論是親英美策略或者以國家戰略利益考慮的態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強勢的主流。英語能說得好，可說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必要條件。白澳政策雖然已經廢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這種排斥亞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為主流優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眾的心中。1998年由激進種族主義者漢森(Pauline Hanson)所創立的一族黨(One Nation Party)，主張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針對影響日益增加的亞裔文化，該黨竟在當年的選舉獲得89席中的11席國會席次。雖然一族黨后來遭到不分族群許多民眾的多次抗議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種族主義思維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獲得一些支持。

年輕的澳大利亞是在多次的文化認同轉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亞是一個善于利用、借鑒他國的國家。這種擁有多元性、開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亞社會逐漸走向開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 Dalrymple Rawdon. Continental Dra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a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003.

[2]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 黃源深. 澳大利亞文學史〔M〕. 上海：上海外語 教育 出版社，1997.

[4] 黃源深：從孤獨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亞文化簡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5] 阮西湖 . 澳大利亞民族志 [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6] 吳禎福 . 澳大利亞歷史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

[7] 張安：.澳大利亞民族文化心理的自卑與優越 [J]，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05

[8] 張秋生：澳大利亞與亞洲關系史[M] ,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9] 張天： 澳洲史 [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

澳大利亞文化論文篇2

試論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亞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而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確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諧發展，不僅豐富了國家的教育資源，而且使得社會得以全面的發展。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教育獨具特色，這不僅反映在國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體的實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關鍵詞：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澳大利亞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移民的情況決定了社會的性質。其主要經歷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亞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們大約在6萬年前到達澳洲。他們代表著一種充滿活力的文化遺產，對現代澳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從1788第一船隊登陸植物灣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國人，其它來自歐洲.只有不到l%來自亞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澳洲接收了來自許多非歐洲國家與地區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以他們不同的方式影響和改變著澳大利亞的社會狀況，尤其是近些來自印度支那的難民潮也更深地影響著澳大利亞社會特性。移民，澳大利亞這一主要的社會元素，給澳大利亞社會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記。

與此同時，移民結構的改變也決定了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發展演變。同時，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也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同化階段(190l一20世紀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這個移民限制法將移民的范疇僅僅局限在英國和愛爾蘭，所有在澳洲定居下來的移民都應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盡快融入澳大利亞社會。第二個階段為融合階段，即20世紀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國際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國際社會的壓力，同化政策開始改變。1966年政府開始改革移民法，并對非歐洲移民的限制進行了修改，允許“杰出”非歐洲移民澳大利亞，也對“白澳”政策進行了抑制。隨著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終止這個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張。他指出解決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第三階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實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個少數民族積極回應，紛紛成立全國性的組織以便在主體文化中能夠提倡或體現他們的傳統與語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亞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務學院.旨在進一步提高人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加強澳洲社會的凝聚力，促進民族之間的理解與寬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務顧問委員會在廣泛買粉絲和接受建議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亞隊國家議程》，并且確定了多元文化的三個方面，即文化認同、社會公正以及經濟效益。隨著這一議程的提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逐漸趨于完善，最終被確立為澳大利亞處理民族文化多樣性問題的一項基本國策。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對移民政策進行了新的調整，并且明確要堅持多元化的原則。1996年，霍華德向眾議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樣性原則和無歧視的民族政策，議會一致通過。1999年，澳大利亞國民多遠文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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