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測度方法有哪些(什么是經濟全球化？它包括哪些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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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關鍵風險指標的什么是關鍵風險指標 ①相關性②可測量性③風險敏感性④實用性 第一步，了解業務和流程；第二步，確定并理解主要風險領域；第三步，定義風險指標并按其重要程度進行排序，確定主要的風險指標。 一項風險事件發生可能有多種成因，但關鍵成因往往只有幾種。關鍵風險指標管理是對引起風險事件發生的關鍵成因指標進行管理的方法。具體操作步驟如下：1.分析風險成因，從中找出關鍵成因。2.將關鍵成因量化，確定其度量，分析確定導致風險事件發生(或極有可能發生)時該成因的具體數值。3.以該具體數值為基礎，以發出風險預警信息為目的，加上或減去一定數值后形成新的數值，該數值即為關鍵風險指標。4.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即當關鍵成因數值達到關鍵風險指標時，發出風險預警信息。5.制定出現風險預警信息時應采取的風險控制措施。6.跟蹤監測關鍵成因數值的變化，一旦出現預警，即實施風險控制措施。以易燃易爆危險品儲存容器泄漏引發爆炸的風險管理為例。容器泄漏的成因有：使用時間超過保質期、日常維護不夠、人為破壞、氣候變化等因素，但容器使用時間超過保質期是關鍵成因。如容器使用最高保質期限為50年，人們發現當使用時間超過50年后，則易發生泄漏。該“50年”即為關鍵風險指標。為此，制定使用時間超過“50 年”后需采取風險控制評估措施后，一旦使用時間接近或達到“50年”時，發出預警信息，即采取更換措施。該方法既可以管理單項風險的多個關鍵成因指標，也可以管理影響企業主要目標的多個主要風險。使用該方法，要求風險關鍵成因分析準確，且易量化、易統計、易跟蹤監測。

什么是經濟全球化？它包括哪些主要內容？

全球化作為一個時代的特征，是近年來一直在討論的熱點問題，從廣義上講，全球化是指不同國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增加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的一種趨勢，它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其中，經濟全球化作為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備受人們的關注，歷來是全球化研究的焦點。在某種程度上，人們甚至將全球化等同于經濟全球化。因此，本文就西方學者近年來對經濟全球化研究的主題、理論框架和實證描述作一個簡要介紹。

一、定義或概念

對于什么是經濟全球化，西方學者普遍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資本、勞動力、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各要素統一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過程。如赫爾穆特(Helmut,2001)認為，全球化是指商品和服務的跨境交易和要素的國際流動的數量和范圍的增加，以及技術以更快的速度和幅度擴散所帶來的國家之間經濟依賴性的日益增強。托本等人(Torben etal.,2003)認為，全球化是指各國通過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流動、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而形成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依賴的關系。

在這樣的共識下，有些學者試圖從不同的側面來解釋經濟全球化。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從空間和網絡結構的角度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聯系和交易的空間組織結構的轉變所產生的跨洲或跨地區的流動或活動，以及這種轉變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網絡。依照這種定義，經濟全球化具有以下四個特征：(1)經濟全球化是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延伸，它使經濟活動跨越了政治的邊境、區域和洲；(2)經濟全球化表現為貿易、投資、金融、移民、文化等方面聯系的大量增加；(3)全球聯系的加速和集中是全球交通和通信系統效率大大提高的結果，這一結果往往伴隨著思想、商品、信息、資本和勞動力的擴散；(4)全球聯系的速度、廣度和深度的加強使國內事件與全球事件的邊界變得模糊(Held,1999)。

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特網、通信衛星等新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應用、新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以及新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打破了傳統的貿易方式和商品、資本的流動方式，使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為一種新的現象。邁克爾等人(Michael et al.,1999)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與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具有顯著的區別：(1)1914年以前，商業和金融的一體化受到很大限制，而當前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世界一體化程度卻大大加強；(2)與1914年以前的全球化相比，當前的貿易沖突和金融不穩定程度大大增加。亞歷山德羅(Alessandro,2001)則認為當前的全球化已進入一個“新全球化”的階段。他所指的“新全球化”是指戰后全球化的一個最新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從1995年開始（當時新經濟開始傳播和WTO開始建立）到20世紀末期結束，其特征是應用ICT（電話線路、電視頻道和通信衛星）技術和因特網技術所提供的新機遇進行生產和流通，以及采納主要由WTO管理和實施的關于國際市場規制和反規制的新規則。這種“新全球化”與舊全球化的根本區別是，舊全球化主要是由商品、能源和資本流動的增加來推動的，而新全球化則主要是通過因特網信息流動的增加來推動的。在“新全球化”條件下，信息訪問時間的縮短和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生產結構發生根本轉變，極大地影響著全球化的進程。

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增長

全球化是否影響經濟增長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盡管存在很多運用比較分析框架的多國研究案例，存在著許多運用大型跨國數據集的計量分析以及關于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和它的經濟增長率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理論模型，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仍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例如錢達(Chanda,2001)使用資本賬戶的開放度指標發現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蒙受損失而不是受益，而羅德瑞克(Rodrik,1998)和愛迪生等人(Edison et al.,2002)卻認為資本的開放度對增長沒有影響。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布洛姆斯特羅姆等人(Blomstrom et al.,1992)認為對于富裕國家的增長有積極作用，加勒特(Garrett,2001)卻認為對低收入國家的作用是消極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羅伯特(Robert,2003)認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1)研究對象的不同。一些研究者僅僅關注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卻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變量非常感興趣。因而研究對象的不同定義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人對全球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結論。(2)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問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難以收集，而計量統計分析又需要大量這樣的數據。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對于全球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模型都是使用跨期時間系列模型，這樣的理論模型無法用于內生控制，也就是說，這些模型研究結果無法反映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或無法觀察到的特性。意識到這種跨期時間系列研究方法的缺陷，最近一些研究開始使用平面數據來檢驗全球化的各個維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多拉爾和克拉伊(Dollar and Kraay,2001)發現貿易流動的改變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果會導致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格里納韋等人(Greenaway et al.,1999)也發現貿易和經濟增長具有緊密的聯系。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博倫斯坦等人(Borenstein et al.,1998)提供了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影響的證據，它給予人力資本一個最低的進入門檻；相反，卡克維奇和萊文(Carkovic and Levine,2002)則沒有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影響。愛迪生等人(2002)詳細分析了金融一體化的幾個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是二者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

然而，無論是跨期時間系列研究還是平面數據的檢驗分析都只是從全球化的一個維度來考察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以事先假定全球化的其他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變為前提的。這種比較靜態的分析在當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顯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全球化多個維度來綜合考察全球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肯托(Kentor,2001)從外資依存度和貿易自由度兩個角度考察1980-1997年88個較不發達國家的全球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發現外資依存度對于經濟增長起到遲緩的消極作用，而貿易自由度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則具有長期的積極作用。阿克塞爾德埃爾(Axeldreher,2003)利用跨期時間系列對全球化的多個維度（經濟一體化、社會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全球化確實有助于經濟增長，全球化程度越高，經濟增長率也越高。例如，假設拉脫維亞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與西班牙相當的話，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5.94%上升到7.1%。又如，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巨大的積極作用，1975-2000年期間中國的全球化指標上升了2.14個百分點，直接導致中國2000年的經濟增長率比1975年上升2.33個百分點。因而，對于全球化導致貧窮的指責是無效的，那些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國家恰恰是反對全球化的國家，如盧旺達、津巴布韋等。

三、經濟全球化與不平等

經濟全球化會造成窮國越窮、富國越富的兩極分化，還是帶來全球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引起了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統計，全球五分之一指數在1960年僅為1/30，1990年則上升到1/60，1997年進一步上升到1/74。弗蘭科西斯和克里斯琴(Fran買粉絲is and Christian,1999)采用1820-1992年世界33個國家的實際人均資本的GDP的數據，研究了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不平等的變化情況。他們的研究發現，自1820年以來世界不平等實質上在增加。1820-1910年是迅速增長和全球化階段，錫爾(Theil)指數從0.533上升到0.799，上升了0.226，上升幅度高達50%；1910-1960年則保持相對穩定；1960-1992年，錫爾指數上升0.093，即上升了12%。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與世界不平等出現了“歷史的轉折點”(Lindert,2001)。梅爾基奧爾等人(Melchior etal.,2000)使用115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人均資本收入的數據，利用人口權數計算世界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數，發現基尼系數從1965年的0.59下降到1997年的0.52。道瑞克等人(Dowrick et al.,2001)使用購買力平價(PPP)調整數據，發現20世紀末期以來，全球的總體不平等出現收斂的現象。巴羅(Barro,2000)使用擴展的Deininger-Squire數據集，通過對建立在人口、土地面積和貿易基礎上的開放程度的綜合測度，發現開放與不平等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當GDP的單位資本收入低于13000美元時（1985年不變價），開放會增加不平等的程度；但當超過13000美元時，開放會降低不平等。

林德特和威廉姆森(Lindert and Williamson,2001)從世界不平等的構成、全球化的來源、單個國家實際全球化的度量和歷史的時間段四個維度展開分析，發現全球化對于經濟不平等主要有五大影響：第一，商品和要素市場的全球化會縮小而不是擴大國家間的收入差距，至少對于已經融入世界經濟的這些國家來說是如此；第二，1914年以前，勞動力豐富的國家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要素流動降低了不平等，而且當勞動力大量流動時，這種影響是顯著的；第三，對于勞動力短缺的國家來說，國際貿易和國際要素流動增加了不平等，在1914年以前這些國家出現大量移民時，這種影響是巨大的；第四，綜合國際和國內的影響，全球化的加深意味著世界不平等的減少；第五，在全球經濟完全一體化條件下，世界收入仍然是不平等的，但全球經濟的完全一體化比部分一體化更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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