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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地，自1634年以來兩地天災不斷，幕府卻一再逼交租稅，并對信教民眾展開殘酷迫害。兩地人民忍無可忍，推舉16歲的少年天草時貞四郎為首于1637年發動起義。參加起義的群眾很快發展至3.7萬人，包圍了島原城。農民、浪人武士、天主教徒是這次暴動的核心。幕府緊急調動兵馬，令執勤于京都的西南藩主回國鎮壓起義。雙方僵持了數月，天草軍終因長期困守，彈盡糧絕，被幕府軍鎮壓。天草時貞四郎戰死，被俘民眾全部被殺害。島原起義是一次以宗教為號召口號的農民起義運動，一方面沖擊了幕府的封建統治秩序，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幕府對外來宗教的恐懼，為全面鎖國埋下了伏筆。

伴隨著禁教的展開，幕府逐步加緊了鎖國的腳步。早在1616年幕府就下令除明船以外的外國商船只能在平戶、長崎兩港停泊。1620年，禁止日人隨外國商船出海并輸出武器。1622年“元和大殉教”之后，驅逐葡萄牙、西班牙人出境及禁止入境通商。隨后幕府分別于1633、1634、發布第一、二次“鎖國令”，在進一步驅逐境內的天主教勢力的同時，嚴格限制對外交往與貿易，宣布只有經過特許的船只（奉書船）才能出海。1635、1636年又接著發布第三、四次“鎖國令”，禁止一切船只駛往海外，海外歸僑、葡、西混血子女一律處死等。1639年幕府發布第五次“鎖國令”，全面限制一切外來船只。規定只有中國、荷蘭的船只才能與日本通商，且通商地點限定在長崎一港。朱印船貿易被禁止，幕府壟斷了所有對外貿易。1715（正德五）年，幕府發布《正德新令》，限定每年來航的中國船只不能超過30艘，銀6000貫；荷蘭商船限定2艘，銀3000貫。

這樣，日本經過數十年的禁教鎖國運動，一步步關上了國門。日本對西方的開放如驚鴻一瞥，立即轉入對本國文化的咀嚼與對民族產業的經營上。

第二節 江戶時代經濟的發展

一 、封建領主制經濟發展狀況

江戶時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系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一塊世襲土地，并交納一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1650（慶安三）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布《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并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一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余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一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雇傭貧雇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封建領主出于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一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于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于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沖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余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17世紀后半期開始，為解決復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制，并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一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于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制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于運送大米與物質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著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一步繁榮。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國一城”。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并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戶、大坂、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戶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余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坂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里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于江戶。另一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坂鴻池、江戶三井等大商人。

與城市商人相應生輝的是農村商人的崛起，他們以農村為據點，展開了與城市商人間的競爭。

三 、資本主義因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化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坂、江戶、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戶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制品在江戶港停泊。這些產品除了一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一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余間。

在大坂，于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于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坂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制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里出產的鹽占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坂。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一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臺，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一半，恢復后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余臺，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 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一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于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第三節 幕藩體制的動搖

一、幕府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后半開始，商品經濟的發展勢不可擋，封建經濟日漸顯露危機。幕府在這樣的挑戰下顯得無能為力。與商人的崛起相應的是下層武士生活日益貧困，幕府采取減免武士債務的辦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會發展對武士造成的沖擊。不滿的武士連續發生數起反幕事件，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分裂的危機。

在幕府內部，由于揮霍無度，奢侈成風，加上對新的經濟形式的沖擊缺少把握，幕府的財政逐漸陷入危機。對此，幕府一方面加緊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對農村提高年貢額，享保年間的農業稅取消按年收成豐歉程度課稅的舊例，稅率由農產品總量40％升至60％。 另外還進行提前征稅，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稅。對于富農，同樣征收各類攤派。另一方面，還加緊對城市手工業者與商人的壓榨。如通過發行成色較低的貨幣，引起物價的高漲；壟斷某些特產品買賣；而大商人又與幕府相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將負擔轉嫁給下層市民，造成城市貧民生活的貧困。城市貧民的反抗運動不斷涌現。

二 、武士的貧窮與商人勢力的抬頭

從17世紀后期開始，幕藩的財政連年出現赤字。為維持財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對策之一就是減少家臣俸祿。家臣、武士得不到維持開銷所需的俸祿，生活陷入窮困。為了生計，武士們只得用自己的俸祿、官爵、領地最為抵押向商家典當、借款。有的武士無法償還到期的高利貸，淪落到上街乞討的不堪境地。

對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決，如發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關于武士借債不還的訴訟等等。但整個武士階層，特別是中下級武士的貧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與武士的貧困相反，城市商人勢力的發展卻蒸蒸日上。城鄉批發商、高利貸者聚積了大量的財富。在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大坂、京都、江戶地區聚集了許多巨商，如鴻池、住友、三井等。鴻池一家的收入就相當于10個藩的收益。為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大商家還結成批發商公會，形成全國性的同盟，開始運行全國性的商業經營。伴隨著武士的沒落、商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舊有的封建等級身份制度開始受到沖擊，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統治秩序受到動搖。

三 、農民與市民的反抗運動

封建統治危機使幕府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在封建領主壓迫下的農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負擔，集結在農村共同體組織下，向領主請求減少年貢與課稅，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越級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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