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國際貿易中的大國和小國的例子(為什么說中國是進口大國,出口小國)

分工模式需要解釋的主要問題；還對已有的理論進展和與理論有關的經驗研究進行評述；同時探討了需要進一步理解的問題，以及這個領域未來的主要研究方向。從國際分工和生產網絡的角度分析中國在其中的地位，以及這種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本學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宋泓的《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了國際生產網絡發展對中國經濟發展所提供的機遇與挑戰。

二、國際收支失衡及其影響、中國貿易不平衡的性質、內涵以及特點

姚枝仲、齊俊研的《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及其變化趨勢》以及姚枝仲的《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兩篇論文重點討論了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內在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失衡的變動趨勢和可能的調整方向，以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文章認為，提高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以改善國內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調整對外經濟政策，是我國應對國際壓力、克服外部不平衡以及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最佳選擇。姚枝仲、劉仕國的《中國的國民對外貿易差額》，從所有權角度分析了國民貿易的含義，提出了國民貿易統計的一個嚴格的核算方法，并粗略估算了中國的國民對外貿易額，揭示了現有的海關統計難以顯示的許多事實。

宋泓的《美國的霸權地位與中美經貿關系》，從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體系出發，指出，歷史地看，美國實際上從70年代開始在推行一種有意識的擴大和維持國際貿易逆差的戰略，并逐步建立起美元—美國政府債券等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制。因此，“對本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和赤字”作為分析國際失衡以及中國貿易不平衡的一個預設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李向陽的《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則從規范的宏觀經濟框架出發系統分析了全球經濟失衡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三、加入WTO后，尤其是“入世”過渡期結束以后的進口管理體制以及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的研究

隨著我國出口的快速增長，原有國際貿易利益格局發生變化，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部分國家濫用“特保調查”等針對中國的歧視性做法，導致我出口商品遭遇各類摩擦和壁壘不斷增多。當前我可采取的反制措施較少，反制措施的靈活性、有效性有待提高。在新的形勢下，如何建立新的符合WTO規則的進口管理體系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大戰略議題。

2006年，社科院世經政所承擔“中國進口風險防范管理體系”課題，旨在深入研究WTO后過渡期中，即“十一五”期間我國的進口管理體系。在我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情況下，根據WTO一般例外條款和外貿法第十六條等有關法律規定，針對可能對環境保護、消費者健康、幼稚產業發展、農牧漁業發展等造成不利影響的進口風險，建立公開、透明、有效的防范和管理制度，充實、完善現有進口管理體系，該課題的實施和完成將對我國新型進口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很好的指導和參考作用。

社科院世經政所科承擔的“國際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趨勢”課題，為我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指導和參考作用，其研究報告是我國國內第一份系統研究國際服務貿易管理體制的報告。該研究報告對WTO、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中國香港等國際組織、主要服務貿易國家和地區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做了詳盡的分析和研究，填補了該項研究的空白。該課題不僅研究了上述國家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還對這些國家有關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方法以及采用的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等都做了詳細的闡述，這對完善我國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完善我國的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新一輪談判進展、影響和前景的分析

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研究。田豐的《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效率》從對WTO成員違反協定行為的預防作用、WTO成員使用爭端解決機制的成本、爭端的早期解決情況、專家小組/上訴機構裁決的公正性和爭端的政策效果等5個方面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運行效率進行了全面的考察。結果顯示，與關貿總協定（GATT）時期相比，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效率總體上有所提高，但是并沒有改變缺乏實施能力的舊有缺陷；在實際操作中，改革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標；而且改革帶來的收益也沒有被所有WTO成員平等分享。

田豐的《從WTO爭端解決機制角度分析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經濟組織的互動》則從WTO爭端解決機制這一視角出發，對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該文認為，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缺乏直接實施能力這一特性導致小國試圖通過組成或進入區域經濟組織來提高解決爭端時的討價還價能力。而區域經濟組織的發展以及其內部爭端解決機制的建立造成了與多邊貿易機構的司法管轄權重疊問題，為GATT/WTO成員解決相互間的貿易摩擦提供了選擇法庭以獲得最有利裁決的機會。

李向陽《國際規則的形成機制》專門分析了國際規則的形成機制。作者從國際經濟規則的外部性與非中性出發，分析了規則制定權的收益來源、一國對規則制定過程影響力的決定因素以及規則形成的具體機制，從而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作為全球化時代的霸主，美國仍然主導著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過程，并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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