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如何提高對外貿易競爭力(如何應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

承諾，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需要，有重點、有步驟地擴大服務領域對外開放。對會計、電信等服務業，實行全面開放；對商業流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服務業，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穩步擴大開放；對銀行、證券、保險等服務業，要根據我國金融監管水平和國民經濟承受能力，實行審慎開放。

（四）不斷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拓寬利用外資渠道

順應全球跨國并購迅速發展的趨勢，積極引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按照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根據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現狀，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繼續試行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支持符合條件的內地企業到境外發行證券并上市。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和結構，突出外債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切實防范金融和外債風險。

（五）大力改善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規范招商引資

繼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全面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進一步減少和規范外資行政審批，提高審批效率。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把工作重心放在為市場主體服務、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加快外商中介服務機構建設。深入開展保護知識產權專項行動，加大執法力度，依法懲處侵權行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招商引資要因地制宜，注重實效，防止變相出臺優惠政策、盲目攀比、層層壓指標等無序競爭行為。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推動建立政府協調引導、投資促進專業機構實施、中介機構和企業廣泛參與的投資促進機制，鼓勵和規范民間投資促進機構發展。完善投資促進方式，更好地打造會展、電子商務、網站等招商引資平臺，提高招商引資效果。

（六）加強對外資的引導和監管

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修改《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從嚴審批部分過熱行業外資項目，堅決抑制部分過熱行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對高能耗、高污染的限制類外資項目，提高準入門檻，嚴格環保等審批手續，取消相關優惠措施。盡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督促外商投資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防止形成壟斷。

二篇

—是吸收外資的規模問題。在中國吸收外資規模上，目前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有人認為，鑒于吸收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中國還要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完善政策環境，進一步擴大吸收外資的規模。也有人認為，中國的外資規模已經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內資企業的發展空間，跨國公司在一些行業有形成壟斷的趨勢，過度依賴外資增加了經濟運行的風險，將會出現東亞和拉美已經發生過的問題。應該如何看待這兩種意見?中國如何更好地處理外資與內資的關系?如何避免跨國公司行業壟斷和吸收外資“拉美化”問題?

三是吸收外資的政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給予了一定的優惠政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外商投資優惠政策的內容越來越少，享受優惠的企業范圍也越來越小，但是稅收等優惠政策一直保留下來。針對這一情況，有人認為，當前世界各國紛紛出臺優惠政策，國際引資競爭更加激烈，中國至少不能取消現在的優惠政策。也有人認為，中國吸收外資的快速增長，取決于勞動力資源優勢、市場容量優勢、產業配套優勢、基礎設施優勢等多個方面，優惠政策只是其中之一，不能高估優惠政策的作用；同時，對外商投資給予優惠，也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不利于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平等競爭。究竟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是否應對外商投資繼續給予政策優惠?

四是吸收服務外包問題。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近期發布的《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已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服務業外包為主，服務業外包成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引擎，預計未來幾年全球外包市場將以每年30%-40%的速度遞增，2005年服務外包總值將增至5850億美元，2007年將進一步增至1.2萬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通過制造業外包向中國轉移組裝加工環節，形成了外商在華投資的高潮。近幾年來，跨國公司開始把一些內部服務業務轉移到中國。以IBM公司為例，它與中國鐵道部合資成立了“藍色快車”公司，利用鐵道網絡和IBM的信息技術為其它公司提供IT設備和軟件維護。無疑，中國面臨吸收服務外包的歷史性機遇。問題是，中國在吸收制造業轉移方面的優勢對吸收服務外包是否同樣有效?除了發揮這些優勢以外，中國在吸收服務外包方面還應該做好哪些工作?

作為對傅先生倡議的一個回應，本文主要就外商投資企業及其直接投資活動(FDI)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規模等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促進國內企業和產業發展應該成為中國引進外資的標準

實際上，把跨國公司及其FDI活動看成是東道國資本、外匯、技術、管理技巧等缺口的補充者、供應者，是對跨國公司及其FDI活動本質特征的一種扭曲。FDI作為產業資本，其本質體現在“流”一樣不問斷的運動之中；而且永遠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肢解開的資本或技術并不能代表FDI自身。同樣，跨國公司永遠只是一個追求私利的企業，絕非“救世主”。另外，把跨國公司帶入的資源(資本、外匯、技術、管理技巧等)及其FDI活動看成與中國經濟發展完全互補，也具有片面性。這種“互補關系”只在完全依附于外商投資企業的規模較小的東道國存在，因為那里跨國公司是主角，流入的FDI本身就構成當地的產業資本循環體系。但是，對于不完全依附跨國公司的發展中大國，這種關系卻不成立。長遠地看，FDI的介入只是促使當地經濟發展的手段。同時，這些理論只適合做邊際分析和FDI流量比較小時的情形，而不適合分析中國這樣經過幾十年發展，FDI存量已經很多時的情況。

顯然，中國引進FDI需要有新的理論根據和新的戰略。

就引進FDI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言，大體上有兩種成功戰略：其一是完全依靠跨國公司及其FDI的依附發展模式，以新加坡為代表。這種模式只適合地理位置優越，人口較少；或者資源比較豐富且人口較少的國家和地區。理論上講，只要東道國擁有FDI生產所必需的某種或某些投入資源或原料，并且這種資源相對東道國的人口而言是非常豐富的，以至于單純依靠這柑生產要素的租金“便可以獲得現代化”的生活，那么，依附模式選擇的條件便存在。從跨國公司的角度看，這種結合也符合其垂直一體化的經營戰略要求。新加坡式的依附發展模式屬于勞動力依附模式，是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基礎的。其二是依靠當地企業并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有利影響的自立發展模式，以韓國、中國臺灣為代表。不適合選擇依附發展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只能走自立發展道路。與完全依靠跨國公司的依附發展相反，自立發展是以當地民族企業為主體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它是通過民族企業的成長、壯大來實現本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從而促使整個經濟健康發展的。

與此相對應，也有兩種失敗戰略：其一是完全排斥跨國公司及其有利影響的自給自足發展模式，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及同期的印度為代表。其二是不符合采取依附發展模式的條件，但卻引進了過多外商直接投資的病態依附模式，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為代表。

中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只適合采取自立發展模式。自立發展不同于完全排外、閉關鎖國式的“自力更生，獨立自主”，也不是對外商直接投資完全無限制地引入。它始終是以培育、促進民族企業成長、壯大為核心。放寬或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控制僅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應以不損害中國企業的成長為限；同時，跨國公司只是促使中國企業發展的一個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這些限度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將會遏制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即資源比較優勢)的發揮，并會損害自立發展的根基(即中國企業)。反之，如果外商直接投資介入適度，則跨國公司還會促使中國企業的成長及經濟自立目標的實現。

既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檔次應以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為限度，那么，在中國企業競爭力較強的行業可以適當多引進外資，跨國公司的規模也可以大一些。在中國企業競爭力較弱的行業或新興行業，引進外資的數量要有所限制，跨國公司規模也要基本上與中國企業的水平相當。同樣，跨國公司在中國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也應該促進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和發展為目標。

那種不顧當地企業和產業的吸收、消化能力，甚至危害當地企業和產業發展，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式的外資引進做法應該得到糾正。同樣，那種在理論探討和實際工作中，總是把中國這樣一個只能走“自立發展”道路的發展中大國和一些可以走“依附發展”模式的小國，譬如，新加坡相類比或比較，從而誤導中國引進外資戰略的正確選擇的做法，也必須得到澄清和糾正。在以后的外資引進中，中國應該把促成了多少當地企業的發展以及產業的成長作為衡量一個地區引進外資的標準，而不是片面地看對GDP增長指標的貢獻。

在當前國際貿易形勢下,中國如何發揮比較優勢？

加入WTO后中國企業如何發揮比較優勢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課題組

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現實需要和必然趨勢。中國市場將與國際市場完全對接，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參與全球競爭，對于我國企業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考驗，企業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為了發揮自身優勢，彌補自己的不足，需要盡快了解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以便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不斷提高競爭實力。因此，研究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就成為目前中國企業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一、研究中國企業國際比較優勢的重要意義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措施，也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歷史性機遇。由于世界各國在資源、文化和歷史上存在很大差異，處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自己不同的比較優勢，因此，研究和發揮國際比較優勢當前具有重要意義：

1、有利于中國企業的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趨利經濟，趨利的過程就是講求比較利益的過程。因為在充分實現分工和交換的條件下，經濟利益多體現在比較利益上，通過比較利益的實現達到趨利的目的。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強調的是形成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重生產，輕效益。企業也熱衷于“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沒有考慮比較優勢的問題，沒有考慮企業效益最大化問題。因此，各地區、各企業的重復建設、重復生產的問題十分嚴重，很多企業都是低水平擴張，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實踐證明這種模式不利于社會化大生產，不利于資源的高效配置，不利于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

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看，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和發展，經濟的分工和協作成為必然趨勢，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成為企業的必然選擇。無所不包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片面追求自給自足和“萬事不求人”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由于每個地區、以至國家在發展經濟中，都有自己獨特的資源優勢，沒有必要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同樣，各個經濟利益主體在自己的生產運作中，往往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和優勢，在特定的領域內形成自己的優勢，以實現在社會分工和交換過程中的成本和效率最低，因此，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強調利益原則，尤其是比較利益，發揮比較優勢是選擇和高效配置資源的唯一標準。

2、有利于促進優勢產業和產品的出口

由于國際分工合作和國際貿易將會帶來一定的比較利益。而我國多年來高額進出口關稅和配額的限制，使我國產品在國際上的交流步伐緩慢，關稅限制和貿易壁壘無法體現各國不同的比較優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經濟融入國際的步伐大大加快，通過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的分析研究，并提出針對性措施，有利于我國企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

3、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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